利玛窦采用适合中华文化的方法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长达27年。起初，为了传教，他和罗明坚削发除须，披上僧服，打扮成了佛教僧侣（Liu, 2008:446）。然而，后来他意识到中国社会最受推崇的其实是儒家文化（Liu, 2008: 467）。于是，他又乔装成了专门研究儒家传统文化的学者（Liu,2008:467-468）。他还在传教的同时不断钻研儒学这一门深刻影响中国的思想流派。
　　后来，其他随之而来的传教士也纷纷效仿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学习中国人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生活。在欧洲，他们的文集成为促进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得益于他们的作品，16世纪时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1697年莱布尼兹（Leibniz）创作的《中国近事》（NavissimaSinica）以及1755年伏尔泰（Voltaire）撰写的《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Chine）。
　　此后的中国研究的发展与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的演变也息息相关。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1840年一系列军事冲突中落败于英国，史称“鸦片战争”。最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数百年之久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也开始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然而，西方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形式却与在其他亚洲地区的截然不同。各大西方势力不是采取直接统治的形式，而是通过维护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的统治来殖民中国（Manzu, 1644-1911）。依照这一史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者们便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形容的那样，那段时间是“次殖民地”时期，是一个民族被多个民族殖民的时代。
　　伴随着西方经济利益的扩张，中国国门被进一步打开，西方教士阶层也更加积极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愈来愈多大规模的传教活动随之出现。也正因为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者们认为，基督教是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通晓当地语言是顺利传教的前提。因此，教士阶层或者其他与教会联系紧密的人便成为了第一批系统研究汉语的外国人。例如出版于1931年的《马修汉英词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是最早的现代汉英词典之一，就是由一名叫做马修（Mathew）的神职人员写成的。直到现在，该书依然是编写现代词典的参考书目之一。
　　后来，传教士们意识到只是掌握汉语还不够。因此，他们便沿用了他们的前辈利玛窦的策略。像16世纪的传教士们一样，19世纪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们也都认为有必要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他们甚至还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当代文化等相关问题。从那以后，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传统汉学”这一学科。然而，由于更为追求实用性，也就是为了传教，他们这支传教队伍中参与该学科研究的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自学成才，并没有掌握一定的方法论。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