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涵（Onghokham）于2007年8月30日驾鹤西去。他是为数不多的撰写食物史，包括如何享受美食的印尼史学家。当1975年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时，他表示他是带着博士（Ph.D）学位回国的，而且已经掌握烹饪技巧。
　　一直以来，王福涵计划撰写一本有关印尼食物的书。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已写几篇文章，例如关于大豆饼（tempe）和印尼杂菜饭（rijsttafale）。大豆饼是爪哇特色食物，不会出现在峇厘（Bali），万鸦佬（Manado）或巴东菜（Padang）中。爪哇语（Jawa）等级观念明显，但大豆饼恰恰相反；上至国王，下至车夫都爱食用。王福涵认为，1830年后，大豆饼在爪哇得到发展，作为植物蛋白以代替不易获得的动物蛋白。王福涵也质疑来自苏加诺（Bung Karno）的一句习语，“切莫成为大豆饼民族”。恰恰相反，吃大豆饼是有利健康的。此话会对苏加诺都青睐的食物产生负面影响。但换个角度思考，大豆饼本是被荷兰殖民的印尼民族的象征。其实苏加诺真正想表达的是“不要（再）被殖民”。
　　谈起现在的“印尼杂菜饭”实际上就是源自殖民时期的上菜方式。爪哇人通常只用一个盘子进餐。但是，荷兰人周六在印迪斯酒店（HotelDesIndes）［1］享用午餐时，他们吃热乎乎的米饭，十几位服务员端上五花八门的菜肴。“印尼杂菜饭”里必有三道菜，即煎蛋，炸香蕉，和炒椰丝；各分盘放，再加上其它爪哇菜。
　　王福涵认为，荷兰人不太爱吃米饭。居住在荷属东印度的荷兰家庭每月仅吃一次米饭。但是，因为他们也想品尝爪哇菜，所以他们享用时要与爪哇人的吃法不一样，不只用一个盘子。
　　王福涵提到，享用一道美食不只是因为它的美味。人们想吃，并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有选择食物和端上食物的方式的诸多理由。王福涵说：“这正是人类的愚蠢之处。”
　　享受生活
　　2007年5月1日，我到位于雅加达东区（JakartaTimur）的王福涵家中拜访王福涵。通常，他的亲朋好友都会前来为他庆生，家里准备了各种佳肴，热闹无比。很多外国友人也会出席这场热闹的宴会。但此次略有不同。难不成这是王福涵最后一次寿诞？在屋里，我见到比亚·阿里夏巴那（BiaAlisjahbana），资深设计师施添礼（PeterSie），欧阳春梅（MyraSidharta），本尼·苏比延多（BennySubianto），和阿尤·乌塔米（AyuUtami）。王福涵的一位亲戚，丹格朗（Tangerang）人，将包装好的东洋菜粉糕点（AgerAger）放在前桌上，让客人带回。昏暗的灯光增添了几分幽暗与寂静。仍有好友给王福涵带来美酒作为寿礼。
　　2000年我出席了在葡萄牙里斯本（Lisabon）举办的关于东帝汶的过去和未来的研讨会。诸多来自印尼的与会人员发言，王福涵也在其中。因为那次研讨会举行时正值八月炎热之际，所以会议一结束，我们不能直接回国，必须要在葡萄牙再待上三日。王福涵趁此机会去参观当地一些历史名城。当在里斯本的巴西菜餐厅设宴欢迎与会者时，王福涵甚是与众不同。他擅长点评菜式，当别人都用餐完毕，他还在慢条斯理地品尝。当餐厅厨师提到还有特色袋鼠肉时，他又点一份来品尝。
　　回印尼时，王福涵带了几瓶他喜爱的葡萄酒。为了防止被移民官为难，王福涵在我们这几个人手里各寄存一瓶酒，带出边检。但一到外面，他就赶紧向我们要回葡萄酒。
　　王福涵56岁时从印尼大学（Universitas Indonesia，简称UI）退休，之后他还继续在家教学。但没过多久，印尼大学历史系（JurusanSejarahUI）要求他停止教学，因为王福涵偶尔会在家喝酒，那样会“给学生树立坏榜样”。1995年，为庆祝印尼独立50年，美国政府为印尼和荷兰的高级研究员各提供一个奖学金名额，在美国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荷兰的弗兰西斯·高达（FrancesGouda）入选，然后写了《美国视野下的荷属东印度：美国外交政策和印尼民族主义，1920-1949》（American Visions of the Netherland EastIndies/Indonesia：USForeignPolicyandIndonesiaNationalism, 1920-1949）一书。印尼有两人申请，即王福涵和末斯蒂卡·杰德（MestikaZed）。据说，王福涵落选,是因为担心他去美国后经常喝酒，不能按时完成研究。这样的考虑似乎有点过分。然而，事实确实是他在2001年中风后，仍然爱喝葡萄酒。
　　晚年时，王福涵只能以轮椅为伴。然而在这数十年里，他证明了生活是美好而惬意的。换个角度讲，历史的确趣味无穷。也许在极乐世界里，王福涵已同神仙们饮酒作乐。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