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意料到，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警方传唤，希望他不要散播关于有七名患有类似沙斯疾病患者的“谣言”；之后，中国却被新冠肺炎病毒搅局。
　　因此，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禁止李文亮发言”以及随后爆发的新冠肺炎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切尔诺贝利时刻”。我们记得，正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承认的那样，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的掩盖真相与缓慢处理，成为五年后苏联崩溃和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因此分崩离析，反而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这项由爱德华·坎宁安（EdwardCunningham)、托尼·赛奇(TonySaich)与杰西·图里尔（JesseTuriel）进行的题为《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随时间推移调查中国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满意度持续提高。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的三位汉学家对2003年至2016年中国3.1万名村民和城镇进行了8次研究。他们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满意度在2003年为86.1%，2016年上升到93.1%。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对政府给予了高度的信任。爱德曼（Edelman)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2%的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政府，而美国政府只获得了47%的人民信任。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三年被列为最受人民信任的政府。
　　对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来说，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是“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商品”。这位资深政治学家在2020年3月30日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表示了这一观点。
　　这一论点也许也可以颠倒过来：社会的命运是决定人们对政府信任的最重要商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如此高度的信心就是合理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改变了人民的命运。
　　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政府颁布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40年中，世界银行在2018年指出，中国政府成功地将贫困率降低到中国14亿人口的1%以下。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同年的贫困率仍占其人口的5%。事实上，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首席经济学家陈文玲所透露的那样，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状况甚至不如印尼。2020年11月底，中国甚至设法在全国消除贫困。最后九个贫困地区，都位于贵州省，被宣布为摆脱了绝对贫困。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才能使中国如此先进？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垮台？尽管，自苏联解体以来，不少人都预测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垮台，就如印尼共产党一样，其观点是由亨克·斯内夫利特又名马林（HenkSneevliet/Maring)提出的。
　　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我将提出以下几点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危机感”的政党，总是内省的。
　　中国共产党官员一直强调坚持“居安思危”精神的重要性，在危机安全的时候思考危机。
　　虽然取得了各种成就，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将心转向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并不会自满地认为一切都已在掌控之中。所有中国共产党干部都被要求时刻警惕意想不到的危险。
　　例如，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这四次经验教训是因为党对胜利的过度自豪感。毛泽东告诫干部们要吸取教训。
　　习近平也是如此。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经典著作《易经》，告诫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以各种方式进行早期发现，以防止任何形式的被视为威胁其存在的可能性。这包括对所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以及研究其他国家共产党遭受的失败，将这些失败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我们晓得，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从地方到中央多年来进行宏大的研究，以追溯其原因，以便吸取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将来不会发生同样的命运。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性的、折衷的、不效法的政党。这个政党确实曾是非理性的——特别是从1957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然而，在毛泽东的去世与邓小平的崛起（曾在毛泽东时代被压制）之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政党的取向，从“政治领导一切”到“发展是硬道理”。
　　文革期间的中国曾有“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后被邓小平时代所倡导的“致富光荣”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所取代。
　　根据邓小平的说法，逻辑很简单：如果所有人都贫穷，以至于没有商品可以分发，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怎么能以无阶级社会的形式实现呢？
　　因此，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渴望实现一个同样有品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同等富裕的意义上），那么，中国社会自数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生产力和创业精神必须得到恢复。而且，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工作精神，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式市场经济体系的积极因素——如竞争、奖惩。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仍然像过去那样，勤劳者和懒惰者之间得到同样的报酬（吃大锅饭），没有人会去努力工作，因此，经济的车轮也不会转动。
　　邓小平也许理解到所谓的“不能办的事，不要全部抛弃”。也可能是这样的“保留好的旧值，取更好的新值”。
　　的确，有些人会被排除在中国共产党试图制定的经济体系之外。然而，邓小平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其方法如何？国家必须承担起进行资产再分配的角色。最近的例子是马云，其阿里巴巴被迫不可一览天下。
　　对邓小平来说，尽管从资本主义阵营那里研究了市场经济制度，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一切经济活动留给市场是不智的。然而，国家必须能够控制经济（特别是在民生方面），以防止垄断和收入差距，最终在社会中创造阶级。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指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制内市场”。此前，陈云将经济称之为“鸟笼经济”。排在邓小平之后的这位人物过于把经济当作一只鸟儿，把国家当作笼子。郑永年阐释说，为了仍然能够飞翔，而不到处乱飞甚至死亡，千万别把鸟儿拴住，而是做一个适当大小的笼子。
　　邓小平在会见来自非洲的客人时说：“重要的是改善经济，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满意，想叫做什么主义都无所谓！”
　　但是，我想称它为“次级资本主义”，尽管中国共产党正式称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柔韧的政党，愿意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条件。
　　在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时，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如果革命依赖于像俄国这样的工人，它就会失败。你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不是一个工业国。农民比工厂工人多得多。因此，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发动革命，以农民作为主导。
　　这场农民革命是成功的，但随后的乌托邦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贫困。邓小平——后来被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传承——通过集中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政策，结束了中国的贫困。
　　随着中国经济蛋糕的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为了巩固其合法性，他们必须能够尽可能广泛地满足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中国共产党晓得，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迟早会要求他们在政府中表达自己的声音。民主化将得到响应，中国共产党必须说赞成。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眼中，民主并不一定要采取多党竞争的形式，争取一人一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这只是民主的一种方式，中国共产党有权找到更符合其国家实际情况的其他方式。重要的是，民主的本质，即一个能够使人民繁荣的政府的诞生已经实现。如何繁荣人民，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各自的思路走正确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中国共产党认为，一人一票的多党民主制，不符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十数亿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养成了观察、模仿、修改的制度，发展了所谓的“党内民主”。也就是说，各种政治利益不需要争取组建新政党，然后，政党之间在一个称为选举的舞台上竞争。因为，中国共产党觉得它可以成为一个“共同家园”，容纳各种利益集团，他们可以在其中达成共识。
　　它不会产生派系吗？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e)的中国精英政治专家李成回答说，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有不同声音。的确，中国政治精英的治国理念不尽相同，重要的是能够集中统一、求同存异，朝向共同的目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鲁莽的政党。这个党今年甚至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是因为它提出了谨慎和缓而安全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是，苏联的瓦解是因为鲁莽地开放经济与政治（改革）。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自由化应该慢慢地进行，从最容易的（经济）到最困难的（政治）。
　　林毅夫在其《揭开中国经济的神秘面纱》一书中所描述情形的非常有趣，值得倾听和思考。这位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把中国和苏联的所作所为比喻为，就像一个人想跳进井里一样；苏联忽然间就滑下去，所以，当到达井底时，就分崩离析了。而中国则用石头填满井（意为：建立经济基础），以便水井变得更浅，这样当跳下来时，就不会立刻粉身碎骨了。
　　请大家想一想，印度尼西亚的自由化像前苏联或中国？ 译者：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