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需要一笔资金将所需数量的工人从国外请来，将他们的设施装备运过来，直到可以卖锡的时候，再重新安置工人。而当地矿工则把采矿和挖矿当作副业，没有资金去投资这些高风险的工作。正如卡尔·特罗基（CarlTrocki）在19世纪初新加坡附近的华人经营的黑儿茶种植园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样，矿老板们定期把物资出卖给矿工们，特别是鸦片，用来“回收”他们应该付给矿工们的工钱，以保持他们的经济利润。与让矿工们自己保管工钱相比，这个方法更加有利 可 图（Trocki，1979，1990）。类似的情形可能也在邦加发生。
　　19世纪和20世纪，采矿业发生了第二波技术革新，西方技术取代了华人发明的采矿设备。人们使用蒸汽和柴油发动机，进行取矿、抽水和运输加工好的锡石。监测器和利用强劲水力清洗矿石的巨型水管，取代了以往使用锄头、累弯腰的人力活。到了20世纪，又使用挖泥船将锡矿石从海中捞出，进行清洗，然后放到巨型熔炉中冶炼。这些机器设备的引进，为欧洲资本进军采矿业打下基础。不过，一些神通广大的华人矿老板们也引进了上述新技术。
　　进入20世纪，由于机器大规模取代了人力，矿工的族群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印尼本地矿工开始加入或者取代了华工（Hiddhus，2008b；111-137）。采矿依旧被视为粗重活。然而，后来几年邦加出现新趋势，采矿业成为面向所有人的领域，许多小型采矿队使用简单的机器设备在地面或海底寻找矿石。许多华人离开邦加和勿里洞的矿场，甚至移居他处，而新矿工则从印尼各地蜂拥而至。
　　近代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印尼各地华人企业家已经摒弃了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转而引进或采用西方的新技术和发明，包括印刷机、食品加工机、纺织机以及许多其他机械工程。近几十年来，尤其在城市，这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说，正是这些华人企业家与其他非华人企业家一道，将西方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印尼。不过，本篇短文无意于列举这些创新。
　　对印尼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华族从古至今对印尼所做出的贡献。医学是印尼和中国互相借鉴和学习的重要领域之一。沃特斯（Wolters）指出，室利佛逝（Sriwijaya）是早期向中国供应药品、树脂（尤其是樟脑）、草药和其他香料调味品的国家（Wolters，1967）。到了17世纪，巴达维亚就已经有了中医师（Sinse），当地华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医院（Lombard，1990：275），而华人药师则散居在努山达拉群岛，售卖中药和用当地药材制作的中草药。有些华人名流是制药大亨（Lombard，1990：276）（详见本书第五部分《草药和化妆品业》）。新加坡华人还将印尼的樟脑和桉树油制成虎标油（后来被称为“虎牌”），然后又出口到印尼诸岛。二战前，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这种药几乎是每家每户的镇宅良药。于是，当地华商争相仿造类似的产品，与胡文虎（AwBoonHaw）的名牌万金油竞争。如今，中国传统医学，尤其是针灸，在印尼临床实践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中华医药》）。
　　进入20世纪，许多华族人士获得机会在印尼学习西医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甚至出国留学。大多数华人毕业生不仅在疾病治疗领域，而且在印尼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向印尼人的现代医学教育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医学界的华人》）。
　　眼科医生叶鸿俊（Yap HongTjoen）及其儿子叶基忠（YapKieTiong）在日惹兴建的眼科医院，特别是在独立革命时期，为当地社会大众的健康提供了保障（RSMYAP，2015；ZhonghuaWenhua, 2013）。外科医生及救灾志愿者李德美（LieDarmawan，华文名LieTekBie）（详见本书第一部分的《医者仁心，毕生的使命——李德美》）、肝脏外科医生沈德民（Demin Shen）和神经学家薛碧玉（PrigunaSidharta，华文名Sie PekGiok）都是印尼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里赫赫有名的医生典范。
　　已故的薛碧玉通过教授神经病学课程及其编写的教材，为印尼现代医学培养了众多新生代医生（Suryadinata，2012年）。在制药领域里，汪友山（EddieLembong，华文名OngJoeSan）及其同行们致力于药物的研制，让其他国家开发出来的科学医疗服务于印尼人民（Suryadinata,2012）（详见本书第五部分的《制药行业的动态》）。
　　最后，就是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等人所记载的、为了适应印尼锡矿开采而改装设备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印尼人民对华人从中国带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借鉴、适应、采用和拒绝的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广阔领域。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