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701年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周边地区的调查显示，巴达维亚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并非因为1699年萨拉（Salak）火山喷发引发泥石流阻断芝利翁河，随后蚊子或霍乱等其他病源滋生导致的，而是因为河流改道，过度引水灌溉造成的。自1720年起，由于雨季蔗糖易受潮，蔗糖生产存储深受影响，再加上食糖市场份额下降和土壤侵蚀问题日益严重，水利系统遭到破坏，制糖厂纷纷关闭，失业劳动力到处流窜，乱象丛生，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堡垒外的居民惶惶不安。由于东印度公司处理问题的方法极为不当，城外数千华人联合起来进攻了城外岗哨。东印度公司担心城内也会爆发华人起义。局面一度难以控制，同时东印度公司与华人误会越来越深，最终导致1740年10月9日至12日大屠杀的惨剧发生。（参阅Ajidarma，2009，并取材自Blusse，2004；Wijayakusuma, 2005;和Lohanda, 2007）
　　4、我只想指出，巴达维亚问题不仅仅只是城市外围的问题，也与丹格朗等内陆地区有关。殖民政府为应对内陆万丹王国的威胁，大力发展防御工事。而万丹又是雅加达王子追随者的藏身地和东印度公司的掠夺搜刮之地。
　　上述历史是加纳斯民间故事的创作背景，正是其作品体现出的两种极端思想的历史社会根源：《鬼洞盲侠》中的努山达拉民族主义思想和《钻石城》中努力寻求中庸之道的华人英雄主义。但按时间来看，该民间故事应该是发生在印尼华人面临巨大社会和政治压力的时期。（参阅Lubis, 2008 dan 2010:43-44）
身份认同：徘徊在十字路口
　　瓦伦丁·沃洛西诺夫（Valentin Volosinov，1989:262）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都必须有对现实的独到见解，并以独特的方式反映现实。就加纳斯的连环漫画而言，只能另辟蹊径，通过表现印尼华人包括身份认同在内的生存压力来展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现实。
　　他也提到身份认同不是孤立的。沿袭下来的传统会促成了现代化，而这有可能成为后现代的一种选择，因而身份认同具有双重性。加尼斯的连环漫画向我们展示印尼华人为了生存的合法性而如何一步步构建双重身份认同。最初的《鬼洞盲侠》只有印尼民族主义极端思想，完全没有中华元素，接着《克达翁的地主》、《芝沙丹尼》等民间故事开始加入非常有限的中华元素，即使在受巴达维文化同化的城外周边地区也不例外。然后在《钻石城》里，完全承认华人元素和华人身份成了印尼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极端，最后在《勇敢的杨向》、《晋江小偷》、《长城悲歌》和《莲花》这些于1984年创作的、以中国历史或中国传说为基础的连环漫画故事表现彻底的印尼民族主义思想来呈现两者间的极端对立。
　　与身份认同相关的各种符号并不总按时序产生发展的，有时是同时进行的，这说明身份认同工程存在着某种反复不定，一如徘徊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身份建构中的各种自我意识叙述。尽管加纳斯漫画中的印尼华人身份很明确，印尼华族是印度尼西亚的族群之一，但其中的中华元素浮浮沉沉，时隐时现，与印尼华人遭受社会文化压制的外部情况变化高度相关。
　　就像《钻石城的一对鸽子》的场景一样，这种方法使对不同信仰（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包容讨论也成为调解不同族群社会差异和矛盾的良方。身份认同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印尼民族主义高于一切。
　　这正好证明了加纳斯连环漫画的贡献不只是作品的数量或销量激活了20世纪70年代的印尼连环漫画市场，更重要的是，他虽遭打压，但仍不懈努力，只为唤醒印尼社会正视印尼华人的存在。这也正是加纳斯·迪阿尔·桑托萨即张朝山的连环漫画中极力想表达的思想。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