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山达拉观民族主义思想
　　《鬼洞盲侠》中的主人公在印尼群岛四处流浪，却从未说过一句”印度尼西亚”。直到这位盲侠勇士出现在峇厘岛的《丹波拉山上的狼人》（1969）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在松巴哇岛出现。从这段故事开始，狼人雷奥成为这个系列故事的主角，他也出现在《绿色地狱》（1972）、《科莫多火龙》（1975）、《林贾尼火山口幽灵》（1976) 、《反抗幽灵狼》（1979)和《松巴》（1983)。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鬼洞盲侠》漫画系列有“努山达拉观”情结，新秩序时期阿里·穆尔多波（Ali Moertopo）经常宣传这种思想。在《鬼洞盲侠》系列连环漫画中，除了宣扬惩恶扬善的精神，加纳斯也总是在其作品里展现独一无二的本土风情，换成异国情调反而不适宜。因为无论盲侠去到哪里，他总要面对人性的悲剧。他对人性的描述非常深刻，可以看出在面对印尼华人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解放性思想：人本身的价值观不应为其族群身份所决定。
　　加纳斯作品《血溅沙努尔海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呈现民族主义思想，我将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这部连环漫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峇厘岛沙努尔有个村庄每次大丰收的时候总会遭到凶恶的强盗抢劫，这伙强盗实力强大，有数百人之多。因此，村民派一位名叫马德·努拉（Made Ngurah）的老人前往爪哇岛寻找可以帮助他们打倒强盗团伙的勇士。
　　老人找到了七个勇士。从七勇士的出身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巴尔达·曼德拉瓦塔来自西爪哇，达恩·曼尔屯东（Daeng Martundong）来自望加锡，拿督西古拉古拉（Datuk Sigura-gura）来自沙摩西岛（Samosir），巴蒂赫·曼塔拉韦·盖博·同库尔（Patih Mandalawe Kebo Dungkul）来自东爪哇，拉哥拉（Lagora）则是来自布吉斯的渡船船长，加上吉托（Gito Si Bocah）以及读者们一开始已经接触过的角色——拿督西古拉古拉的女儿萨拜（Sabai）。
　　必须要提到的是，七勇士拯救村庄的故事可以和另外两部电影的故事相比较，也就是《七武士》（黑泽明Akira Kurosawa，1954）和《豪勇七蛟龙》（John Sturges，1960）。黑泽明的许多电影是公认的杰作，但传播最广泛的商业电影肯定还是西方的好莱坞电影。《血溅沙努尔海滩》确实对《七武士》有所借鉴。虽然加纳斯看过好莱坞电影《豪勇七蛟龙》的可能性更大，但吉托背着一把大剑的形象活脱脱就是《七武士》中三船敏郎扮演的角色。而盲侠解救被惯犯用饮料诱拐的孩子的情节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加纳斯巧妙借鉴了《七武士》中的话语和思想，并创造性地在《血溅沙努尔海滩》中加入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首先，在《血溅沙努尔海滩》的七勇士身上能找到民族主义的身影：各族武士联合起来保护峇厘岛某个村庄免遭恶势力压迫。其中蕴含的“殊途同归”概念正是加纳斯的身份认同观。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并非只是与上面那两部外国两部电影作品有相似之处，而是在于，虽然故事背景发生在努山达拉，且其中并没有华族角色，但推敲故事发生的时间，“殊途同归”的概念可以说对饱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华族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血溅沙努尔海滩》支线情节决定了整个故事的戏剧性，即达恩·曼尔屯东的故事。他在南苏拉威西乘马车游玩时，遭遇强盗团伙袭击，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儿子被生生抢走。这个强盗团伙的首领是达恩妻子的继父穆尔塔罗（Murtaro），他对自己的继女心怀不轨。达恩在巴洛波地区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妻子，随后妻子生下了儿子吉托（Gito），但吉托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达恩从来不知道勇士之一的拿督西古拉古拉曾救过他的妻子，而被强盗们抢走的吉托后来也成功逃脱。达恩的妻子分娩后去世，他们的孩子萨拜由拿督抚养长大。
　　上述情节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因为达恩无意中看见萨拜戴着妻子给的项链，因此他不断地去找拿督的麻烦。而勇士们正在紧张地对付强盗们。爱着萨拜的吉托在死前把母亲的项链送给萨拜，而这一切都被达恩看到了。因无法改变的黑暗诅咒，他们都将离开人世。因而拿督说出了他知道的实情，达恩在临死前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萨拜。最后，孑然一身的萨拜在峇厘岛定居，而盲侠在埋葬了那些勇士后继续流浪。拿督的话“浪迹天涯，四海为家是流浪者的宿命”再次体现了加纳斯的印尼民族主义思想。（Ajidarma, 2007;也参阅Kompas, 20 Agustus 2006）。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