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硕云是我的二姐，因为生来头大，爸给她取名“硕云”。小时候，我们常拿她的大头开玩笑，用一段顺口溜打趣她：“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有雨伞，我有大头！”
　　二姐生性温和，脾气好。在家是好孩子，对父母孝顺，对弟妹关爱；在学校是好学生，品学兼优，有口皆碑。先在丁蜀中学上初中，后来到宜城县一中上高中。那几年，我也在宜城县二中上学，两校相距不远，只隔一道高高的“周处墓”围墙。她学习认真，要好，很少回家；而我差不多每周都步行回去。先是沿东南方向经一小村迤逦走上漫长的上坡（叫做“翻龙背”，现在已开辟成“龙背公园”）。走上山顶，四下眺望，寂寥无人，心头禁不住有些害怕；待翻过“龙背”，这才看到炊烟村舍，好像叫“蠡墅”，心里这才轻松下来……后来回家大都是沿宁杭公路一路往南走，到川埠再折往蜀山，路好走多了，但那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她考上南京化工学院，而我正在宜兴二中读高三，正在高考冲刺阶段。那时，艺术院校也是提前招考，录取与否并不影响高考。于是，我就夹着一把二胡（是学校的，因为我是学校文工团的乐队成员，二胡归我保管使用。）独自到南京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去了。“南艺”即在丁家桥，与“南化”相隔不远，正好可以顺便看看二姐。那时的我，还未出过远门，真正的“土包子”，连拉的二胡还是丝弦，而不是钢丝弦，对钢琴的听音定调记谱更是懵然不知。故对面试结果也不抱希望，中午即到“南化工”宿舍找二姐去了。她宿舍的同学待我很热情友好，也不介意让我在二姐的上铺放下蚊帐休息，待我如亲弟弟一般。晚上我从下关坐夜班火车回常州，再到轮船码头坐船回蜀山。其时正是夏夜凌晨，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坐在桥栏上撑着石狮子头休息，随身带的帆布小包和二胡即放在面前的青石板上，旁边还坐着一位老者。天气正凉快，不想竟睡着了。后猛然惊醒，旁边的老者已经不在，而面前的小包也不翼而飞，倒是那把二胡还在，我懊恼的同时也很庆幸，包里只一些换洗衣物，并无贵重东西；倒是那把二胡，质量不错，起码值几百上千吧！看来那位“顺手牵羊”的老者颇不识“货”，捡了颗芝麻，丢了个西瓜……
　　二姐虽然性情温和柔顺，但工作中难免会有不顺心、不如意之事，她一般都是自己担着，闷着，很少对外倾吐。但有一次她从兰州回家，与我谈到工作中的烦恼——自己工作一向勤勉努力，也追求进步，却没有得到单位认可，她颇有些不满不平与不甘……言语之间，显示出她性格中也有“刚”“硬”的一面，就是清高，耿直，不服输，不信邪……而这一点正是“蒋家人”的共性，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蒋气”（抑或是“犟气”？）不喜欢奉迎吹拍，不会看人眼色，只管凭自己本事吃饭，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更甚，为此，也曾吃过一些“苦头”。
　　初中时期，班主任曾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惜从宜城坐轮船到蜀山南街“家访”——实为“告状”，害得爸妈担心不已，连远在上海的大姐都以为我快成为“马小彦”（苏联小说中的流浪儿）式的“小流氓”了。高中时期，有次回家没请假，周一回校后，班主任让同学转告我去办公室“谈话”，等着我去作“检讨”；我偏不去，看他怎么“收拾”……后来，终于等到结果了，那年我高考落榜，事后有女同学“透露”，我的操行等第是“丙”等。（因为只有女同学才有帮老师抄写评语的权利，至于具体评语是什么，可能记不清了，但一个“丙”字赫然在目，总是记得的。）我扪心自问：我平时在校，虽然算不上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一不偷拿，二不打架，顶多也就是有点自由散漫，个性较强，不太听话，且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何至于操行竟是个“丙”等？在那个一切都“突出政治”的年代，“名落深山”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也没有“复读”一说，我就自行到丁山附近的周墅小学当了民办的代课教师，课余时间自己复习史地常识，语文就看看《古文观止》，记记日记。第二年又去参加高考，（是1962年）考场还是我原先的教室，那个班主任正好是监考，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很“关心”地看我答卷。不过，此时，他再也无能为力了。那次语文考试，一段古文翻译，没什么难度，一篇命题作文，我选择《雨后》，正好对路，写得很顺利，心想，如果这次再考不取，此生我就永远不考了……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里，为了避免焦灼、烦恼，我独自到兰右舅妈家、湖 姨妈家“云游”散心，回来没多久，居然就收到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湖南岳阳华铁子弟中学教书，曾到北京房山燕山石化总厂宿舍区去看望姐夫陈正龙。在打听他家的所在位置时，遇到一人，我说“我是蒋硕云的弟弟”，她顿时显得颇为热情，连说“知道，知道。”估计曾是二姐的同事，我当时心头一热，颇感欣慰。看来二姐生前在单位同事心目中印象不错，好感尚存……那种感觉，与我有次与爸同去丁蜀联合医院的情景何其相似！医院在丁山大木桥南，我们正要下桥，突遇几个年龄稍大的农民热情向我打招呼，喊我“蒋老师”，似乎还颇尊重。爸的脸上出现难得一见的欣慰笑容。原来这几个人是我代课的周墅小学附近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等人，看到年纪青青的儿子受到别人这么待见，老爸心中该是何等宽慰，何等高兴！
　　还有件事也与二姐有关，就是关于蒋孝子牌坊那块匾额的题词“孝阙流芳”。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在蜀山家中楼上的藤塌上曾展玩过这卷轴，是一横披，四个楷书大字，与牌坊上毫无二致，左侧落款为“蒋中正”，下面一方鲜红的大印，再左侧一行是“中华民国X年X月”。但在“文革”中，家乡“破四旧”之风甚烈，母亲担心“蒋中正”的名讳惹祸，遂将此卷轴及一些有“四旧”嫌疑的瓷器、字画，还有我的几本日记（唯恐其中什么不当不妥之语）一并烧毁了。其时，二姐正好在家休假养病，而我正在扬州师院“闹革命”，家中之事一无所知，此事是我事后听二姐说的。正因为有此缘故，我遂更加坚信，蒋孝子牌坊题词是蒋中正，而非徐世昌。（以津侄的回忆也提到曾在蜀山北厂老家的阁楼上翻检到这卷轴，他公公即我伯父说不能碰，不让看。）但是，蜀山小学的何老师根据春牧堂兄的回忆（而他的回忆根据来自春珊堂兄），断定牌坊题词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我因此写了篇文章《关于“孝阙流芳”题词作者的考释》（刊发在我们蒋氏家族的油印内刊《家事》2018年9月第17期上）与他商榷，并根据他发给我的横额残件照片，照片上“孝阙流芳”四个楷书大字的左侧落款清晰可见是“蒋XX”，下面两字被人为凿掉了……显然，这是“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四旧”所为，为何凿掉这两个字？不正好证明这题词只能是“蒋中正”，而不可能是“徐世昌”吗？为此，我建议何老师在提到牌坊题词时采取“两说”方式，即前面提到徐世昌总统题字时，后面附一括号，“另说为蒋中正”他一开始也同意我的建议，使用这种说法，后来不知为何，又改为原先一种说法，只提徐世昌，不提蒋中正了。我为此一直坚持，以至春澍大哥来电说我，一个外姓人，为蒋孝子墓之事多方奔走，我们感谢都来不及，你却还和他姓徐姓蒋地争执不休……言下之意，颇有些不识好歹！我当时不好说什么，心想，大哥你好糊涂，这是两码事！何老师的奔走努力，大家有目共睹，确实居功至伟，蒋家人都感激他，但他对有些事叙述理解不确、不准、不实，难道我们蒋姓的知情人不能质疑、不能纠正、不能商榷，而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吗？留一个明显有误、且不能自圆其说的“假古董”“假文献”给后世，于心何安？！
　　二姐实在走得太早，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之时，就撒手人寰，留下一双仅仅八九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让人倍感痛惜。虽然距今已有四十有二年了，但许多往事，依然清晰如昨，历历在目，难以忘却。好在两个女儿也争气，一在上海，一在加拿大，也均工作有成，生活无虞，而且外孙外孙女也都已活泼健壮长成大人了……前不久，从微信上看到她外孙女的自画像，竟然与其幼时酷似，神态宛然，莫非冥冥之中，硕云姐又重回人间，在其后代身上重新延续了吗？真是——
　　追忆似流水，翻腾起浪花；
　　片片堪足珍，落笔铭牵挂……
　　2022年1月陆续写毕于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