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政治流派说法，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格力弗`克尔兹（Clifford Geerzt）的“爪哇宗教”理论，克尔兹把爪哇多元社会分类成三种政治流派，即虔诚伊斯兰教派（santri）、阿庞安（abangan，注：指“名誉伊斯兰”）和绅士派（priayi）。
　　上述政治流派真正体现在1955年大选。赫贝`费特（Herberth Feith）把1955年大选称作民主选举的试验。我国第一次大选产生了四大政党，即印尼国民党（PNI），印尼穆斯林祈祷理事会党（玛苏米Masyumi），伊斯兰教士协会党（伊联NU）和印尼共产党（印共PKI），四大政党反映了我国的政治流派。印共在一次竞选中使用这样的囗号：印尼国民党是绅士派政党，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是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但是，印共是“平民政党”。我们可以把“平民政党”用阿庞安派政党代替，因为选举印共的大部分爪哇选民似乎属于阿庞安群体。
　　这四个政党在大选中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文化平台，印共和玛苏米--伊联党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政治平台，尤其是土地改革，印共和国民党-玛苏米党-伊联党之间也进行激烈的较量。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支持印共，而国民党、玛苏米党和伊联党获得拥有土地的地主支持。
　　新秩序时期的大选，努力减少政治流派的紧张状态。把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汇集到以麦加天房为党徽的建设团结党，基督教政党-阿庞安民族主义者则汇集到印尼民主党。从业阶层党的出现可以说是绅士派政党。
　　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和绅士派政党之间，建设团结党和从业阶层党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建设团结党使用的竞选囗号是“伊斯兰是我的宗教，天房是我的选择”。而从业阶层党提出反制的竞选囗号是“伊斯兰是我的宗教，天房是我的朝拜方向，从业阶层党是我的选择”。
　　1977年大选，建设团结党与印尼民主党提出“美卡-星星”的“结盟”口号，以对付从业阶层党。当时建设团结党的党徽改成五角星，象征班查西拉第一原则——至高无上的神。从它建党以
　　来，新秩序政府就不同意建设团结党使用天房作为党徽。但是，由于建设团结党威胁要退出大选，政府不得不批准它使用天房作党徽。
　　1999年大选，是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大选，与1955年大选一样。有48个政党參加大选，流派政治重新出现。高峰是当人协主持的总统选举。人协本应选举美加瓦蒂当总统，因为斗争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胜选，获票最多。但是，中间轴心政党以宗教说教宜传说，女人当领导人是“忌讳的”，拒绝来自民主主义者轴心的美加瓦蒂当总统。
　　当时是阿敏`赖斯倡议的中间轴心。中间轴心推举民族主义——宗教系的瓦希德当总统，而能够被伊斯兰轴心或者民族主义者轴心所接受。
　　这就是瓦希德经常称自己是没有本钱当总统的，而是靠阿敏`赖斯的中间轴心力量。但是，也是阿敏·赖斯从中作埂，使瓦希德从总统宝座摔下来。
　　很多伊斯兰政党，还有基督教政党，不能參加2004年大选，因为在大选市场中没有销路。公正党是以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的政党，必须改变为福利公正党，才能够參加2004年大选。自2004年大选后，以伊斯兰为支柱的政党，实际上剩下福利公正党，建设团结党，加上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其实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的意识形态是班查西拉。福利公正党和建设团结党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
　　自2004年大选，流派政治似乎已经不再流行。伊斯兰政党势力不能与民族主义派政党竞争。出现民族主义轴心和伊斯兰轴心的“交融”。民族主义政党拉拢了伊斯兰政党，加入支持政府的政党联盟。
　　但是，在立法机构大选没有出现流派政治，流派政治出现在总统大选。在2014年大选，2017年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和2019年总统大选，出现了伊斯兰政治化。伊斯兰政治化证明造成了社会的四分五裂。
　　最近出现组成伊斯兰轴心的倡议，这是来自福利公正党领导人阿哈麦德·赛古和建设团结党领导人苏哈梭·莫诺阿尔法在最近的会晤。伊斯兰轴心只有这两个伊斯兰政党，即使增加了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也不能与民族主义政党轴心竞争。更何况，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拒绝加入伊斯兰轴心，如果将来真的组成，这个伊斯兰轴心的力量是单薄的。福利公正党自从党总主席陆菲·哈善·伊斯哈因涉及贪污案下台，它的获票率在屡次大选中每况愈下。而建设团结党在2019年的获票率在国会是排名最后第一。
　　可能伊斯兰轴心的倡议是对过去的怀旧情绪所致，怀念伊斯兰政党能够在国家政治舞台有话语权。在1955年大选，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成功的与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成为获票最多的四大党。在1999年大选，伊斯兰政党成功地阻挡了美加瓦蒂当选总统。
　　但是，看当前的政治现实，伊斯兰政党的获票率停滞甚至相对减少，伊斯兰轴心不能与三个大党，斗争民主党，从业阶层党，大印尼运动党代表的民族主义轴心竞争。伊斯兰政治化也造成社会的分化。它是一个昏暗的旧日，也是很难再复兴。所以，伊斯兰轴心的倡议只是旧日的罗曼蒂克情怀。伊斯兰轴心不外是旧日的轴心，是过时的轴心。
　　（作者简介：乌斯曼·坎松（Usman Kansong），1970年出生于雅加达，1994年毕业于北苏门答腊棉兰USU社会政治学院传播系。曾在印尼多所大学任教，出版多部学术专著。现为《印尼媒体报》（Harian Media）新闻总监。2019年总统大选，担任佐科维—马鲁夫竞选团队的政治传播总监。本文原载于4月21日《印尼媒体报》，一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