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中国政府租用的这些国外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条件，有的国外船员在工作上不积极配合。为了方便接侨，也借此时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国家决心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船队，从接侨费中拨出2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公司从希腊轮船公司买进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名为“斯拉贝”的轮船，曾是风光一时的邮轮，1959年停航报废。中方从1960年7月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这艘轮船进行修理，使其达到可以运行的条件。这艘修好后远航的轮船，命名为“光华轮”，寓意为“光我中华”。
　　1961年4月28日，“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前往印尼接运侨民，这也是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轮船。面对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国民党军舰侵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采取特殊保护，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这些，都显现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关爱。
　　我和妹妹，还有同学们乘船离开雅加达的时候，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丹绒不碌港口送别。船上、岸边，离别的情绪相互感染，大家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为了控制伤感的场面，我灵机一动，用中文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引起共鸣，同学们都唱起来，泪水止住，变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罢，我又唱起《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两首歌，都是在“巴中”读书时，华侨老师从中文书籍中看到，教会我们唱的歌曲。
　　在苍茫的大海上，“美上美号”轮船航行7天7夜，抵达广州黄埔港。早有准备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广州石牌，修整了10来天。那段时间，归国华侨集中，祖国按照自愿和分配的原则，把华侨们分别输送到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装着“巴中”的华侨同学们互相赠送的一寸黑白纪念照片，照片的背后，除了写着照片主人和受赠人的名字，主题词全部是“祖国见”。“祖国见”三个字，蕴含着印尼的侨生盼望着在祖国求学和生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美好愿望。在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10来天时间，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来会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
　　隔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5名工作人员，来到石牌的学校。这时，我们知道，由于回国的华侨太多，好多省份安置华侨的名额满了，国务院把贵州增加为安置华侨的省份。贵州的工作人员很会做形象宣传，除了带贵州的风景图片，摆在学校展示，还专门带来一部讲述贵州的电影纪录片。在影片中，我记住了风景秀丽的花溪。其实，早在“巴中”读书时，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贵州，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工作人员每天运用电影、图片，充满感情色彩地宣传贵州。他们说起贵阳最好的寄宿制中学，是贵阳六中，为了欢迎我们这批侨生，原本寄宿的贵阳籍学生纷纷回家，专门为我们腾出寝室。并且，贵州有17所大学，可供我们高考后选择。面对贵州的盛情邀请，我和同学们聊起，当初想回祖国高考、读书，就是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青春来报效祖国。所以，大家没有太多的犹豫，569个侨生，异口同声选择去艰苦的贵州扎根。
　　历经3天3夜，我们坐着专列，在1960年10月来到贵州，在贵阳落脚。初来乍到，我们对贵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气——贵阳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丝丝凉意，清冷的风掠过皮肤，让我们感受到惬意，这和雅加达一年只有一个夏季的气候不同，让我们对贵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国内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各种物资都很奇缺。不过，贵州省政府很为我们着想，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在贵阳六中的食堂有肉吃，这对外界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雅加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冲凉。贵州省政府拨出专款，改造贵阳六中的洗澡间，让我们上百名学生都能够冲凉洗澡。不过，贵阳的天气比雅加达的气温低了许多，不用每天两次冲凉，但是，通过改造洗澡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贵州省政府，对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就在我来到贵阳的三个月后，父亲在雅加达经营的咸鱼铺，也因时局动荡，华侨纷纷回到祖国，难以为继，最后关门谢客。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乘坐祖国租来的俄罗斯轮船，在1960年11月，来到湛江，在当地一个叫“奋勇华侨农场”，定居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