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23日下午5点，我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为“美上美号”的挪威轮船，和900多名同学一起，离开印尼，向着祖国驶去。
　　离开第二故乡印尼，大家心情复杂。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不会受欺侮。
　　1942年2月14日，我在雅加达出生。我的父亲，老家在福建永春县，这是泉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老家发表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父亲无处躲避，选择下南洋。
　　父亲一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定居，靠做咸鱼干为生。印尼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父亲做的咸鱼干，一是给人们当干粮，二是弥补出汗流失的盐分，是当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亲经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光顾的客人中，很多都是华侨，正是在这种往来中，他认识一名有着一半印尼血统的华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父亲一直和我们讲国语或者闽南话，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常看见父亲，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门口，望着北方发呆。我读懂了父亲的神情和心思，因为北方，是永春，是福建，是中国。
　　得益于在老家教书时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生活习俗，尤其是泉州的庙会、传统的古乐南音、地方传统戏剧高甲戏等。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讲解中，这些故乡的文化符号，在父亲的乡愁讲述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记忆中，不断加深印象。
　　我读小学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亲为我选择雅加达华侨学校。这所学校，倾向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学校规定，在校内只能讲国语，不讲印尼话。但是，学校的教育内容并非保守，除了语文、数学之外，也开设印尼语和英文，让学生适应在当地发展。
　　从小学到高中，华侨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们讲述祖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1955年10月，钱学森历尽周折，花了6年时间，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消息传到华侨学校，我们听老师说，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想回国，却屡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回国受阻的钱学森，一个月瘦了 30斤，还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岛上拘留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金的保释金，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 800 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直到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钱学森的所有材料，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老师的讲述中，为我们树立了方向。不止是我，还有不少同学表示，高中毕业，要回祖国高考，在祖国读大学，在祖国工作。如果不是出现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华侨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毕业后，再回祖国参加高考。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出台“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是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在雅加达，我就看见当地的军警宪兵，用刺刀押着华侨，说他们违反了“总统10号令”，把这些华侨撵到一个难民集中营关押。
　　“总统10号令”，造成50 余万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决定迅速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的华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
　　在雅加达，华侨们自发成立“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华侨学校建立接待点，利用学校的礼堂、教室、操场，接待华侨。我所就读的高中，也叫“巴中”。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荷兰曾经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当地华侨称其为巴城，我就读的华校就叫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巴中，学生们都是志愿者，还成立了纠察队，就是在特殊时期，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等待中国政府把华侨接回祖国。
　　思念祖国，思念从未到过的家乡。这股思乡情绪，在学生中不断蔓延，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就成立了“回国同学会”，由了解祖国情况的老师或是同学，给大家讲解祖国发展的情况，以及怎样办理回国护照等注意事项。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