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事件”“九·二〇事件”是一起日军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大肆破坏抗日组织、搜捕抗日分子的案件。多年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深知，其暴行所到之处，必然会遭到反抗，会有抗日人员和组织产生，因此所到之处，立即派出鹰犬，四处侦察，从1942年3月到1943年9月，经一年多的侦察，基本摸清了抗日组织的情况，因而及时收网，制造了一起震惊印尼境内外的“九·二〇事件”。二、日军搜捕抗日组织和人员的
　　范围和对象
　　“九·二〇”前后，日军进行搜捕的范围是亚齐、苏东，到与苏西接壤的打鲁栋；对象是原忠于荷兰的安汶兵（据说有一个“红巾党”组织），亲荷原高级官员；“华侨抗敌协会”和“反法西斯同盟”。由日军宪兵部和特高科执行，华侨抗日组织主要由特高科办理。
　　三、日军的政策与策略在新、马（新加坡、马来亚），由于曾经遭到武装抵抗，造成日军伤亡，所以进行大检举，稍被怀疑的，无须审讯立即处决，造成许多无辜冤死鬼。在苏北尚处于宣传抗日阶段，未伤及其人员，所以施行“法治”，由法院判决，其实，供词写的什么不翻译给你听，强迫按手印，集体拉去高等法院，然后逐一宣布刑期，不容申诉，纯粹一场闹剧。对于华抗，反盟成员，哪些该杀哪些该关，日军早已成竹在胸，由于叛徒王桐杰曾经担任华抗领导人之一，熟悉各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反盟），因此敌人就据王的指认处置。比如极少与外界接触的华抗领导人之一霍警亚，反盟的甄树熙等，就被押去武吉丁宜日军最高军政总监处，判处死刑。其余因阅读地下报纸被捕者被判五年到七至十五年，被关在先达监狱任你自生自灭。
　　四、经验教训
　　1，参加抗日地下组织的人员，大多数是日占前的在校学生。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一旦大敌当前便义无反顾地参加战斗，然而住在家里，真名实姓，一旦出事，不少人就是不愿家人被连累而未躲开回避的，应该与家庭脱钩。
　　2，完全处于被动，未准备好一旦出事，撤离的路线及秘密隐藏地点。
　　3，忽视安全保卫工作；像巴人，如此重要的领导人，居然独自从棉兰前往外地，无人陪同或暗中保护，万一出事，无人知晓，后果不堪设想。
　　4，反盟后来开办的灰水肥皂厂，与各地连成一线，成为重要的交通联络接待点，此办法值得表扬。
　　2020年9月17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