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六月，罗益锋摁下十个手印，向印尼警方立誓“永远不得回印尼”，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二00九年七月十四日，他在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侨界十杰”，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奖。谈起五十二年前的决定，罗益锋感慨，“回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奉献”。
　　海外游子的中国心七十二岁的罗益锋对当年选择回国的原因记忆犹新。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一天晚上，罗益锋全家围坐一处，照着报纸上的照片，连夜缝制五星红旗，为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能挂在家门口。
　　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国际经济博览会在雅加达召开，罗益锋说，那时候中国馆和美国馆挨着，美国馆更先进且采取了很多吸引眼球的做法，但是中国馆人气更旺，被从印尼各岛赶来的老华侨们围得水泄不通。看到老华侨们热泪盈眶的激动，十几岁的罗益锋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上光荣。
　　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到达万隆，罗益锋“使劲地伸长了手，终于握到了总理的手。”第二天，罗益锋回到学校，同学们纷纷来和他握手，希望能沾上祖国的福气。
　　这些事件，让罗益锋被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包围着，也被海外华侨的爱国之情鼓舞着。他知道，祖国很需要建设者，需要科技人才。最终，他选择回国。
　　在警察局办回国手续时，警长力劝罗益锋留下来，并承诺推荐他上当地著名大学。但罗益锋不为所动。警长于是拿出一张白纸，让罗益锋将自己的十个手印按上去。这张白纸上只有一行字：“永远不得回印尼。”接着，又让他在另一张白纸上留下脚印。
　　为了回国，罗益锋都照做了。这两张白纸，使罗益锋直到一九九二年才以旅游的名义得以与母亲团聚，而父亲早已去世多年。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或许这是罗益锋心中不能言说的痛。“回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奉献”
　　一九五七年六月，罗益锋搭乘渡轮转道香港回国。踏上深圳罗湖时，他内心充满了海外赤子回到久违母亲怀抱的激动。兴奋感退却后，最直接的感触就是“祖国很穷”，但罗益锋仍然选择去北京，并于第二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形容自己在北大最初的日子，罗益锋说是“连滚带爬”地跟上了北大的形式。刻苦努力学习、思想追求进步、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等等，表现一直很好。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搞科研。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反对崇洋媚外，不允许看外文资料，但罗益锋坚信总有一天要用到科技，因此经常去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阅读和摘抄资料。罗益锋说自己是把别人打毛衣和下跳棋的时间都用在了探索性的研究上。而这些，为将来的工作积累了很好的基础。
　　七十年代后期，大批归国华侨又纷纷出国，与五十年代争先回国恰恰相反。华侨们见面，问得最多的是：你什么时候出国？
　　“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六元。而我刚刚到香港一年的姐夫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工资是我的十八倍。在香港轮船公司工作的表妹夫，工资是我的八十倍。”
　　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劝罗益锋出国，懂五国语言，又是归侨，出国很容易。
　　罗益锋说，当年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是“回想当初回国时，国家比现在要贫穷落后得多。我回国不是为了利益啊！”
　　没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罗益锋至今仍很激动地说“这说出了我的心声”，他选择申请入党，表达自己建设祖国的决心。
　　“没有人给我规定，我自己给自己加码”出于报效祖国的心愿，以及认真做事的风格，罗益锋厚积薄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得一系列的成绩。
　　对于这些荣誉，罗益锋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交给我什么工作，一定要完成”。
　　对于机遇，罗益锋有自己的理解，“我从没想过会成名，在每个人面前都会有各种机遇，要实现自我价值首先要不讲条件。”他认为只有把自己投身到祖国的事业当中，不讲报酬不计得失，最大限度地奉献，才能体现自我价值，也才能成长得更快。
　　谈到近年来关注民生问题，切实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而被赞为“议案大王”时，罗益锋说“心态要好，‘议案大王’是人民群众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
　　罗益锋每年走访五百多人次各界层人民群众，最多一天有六拨人寻求帮助，他说“没有人给我规定(必须走访多少)，我自己给自己加码。”
　　虽然已于二00八年四月退休，但是罗益锋却益发忙碌，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人生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永无止境”。
　　中新社2009年7月16日作者李林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