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尤基金会(Yayasan Idayu)从图书展览到图书文献资料汇编，这些副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古农·阿贡公司开始感觉力不从心。特别是受1965年政治风波的影响而导致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古农·阿贡有限公司的理事们开始对公司的安危忧心忡忡。
　　当时，苏加诺总统的威望和权力开始动摇和没落，玛萨贡与苏加诺总统的密友关系加剧了人们对古农·阿贡有限公司的担忧。对于他和苏加诺的密友关系，玛萨贡认为他不应当从正在遭遇不幸的人身边走开，因为这正是对他人品的一种考验。
　　不过，玛萨贡依然思考古农·阿贡公司渡过危机和发展副业的出路。所以，玛萨贡与古农·阿贡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郑基发（Adisuria）和莫阿力夫·纳苏蒂安(Ny Mualliff Nasution)决定成立一个与古农·阿贡有限公司没有挂钩的基金会。 1966 年 11 月 28日，以苏加诺母亲伊达阿尤（Ida Ayu Nyoman Rai）的名字命名的伊达尤基金会 (Yayasan Idayu) 终于成立。这个命名事先已经与苏加诺协商并取得他的同意。
　　伊达尤基金会，正如其章程中所言，是以潘查希拉(五项基本原则)和1945年宪法为准则、不受任何一个政治或群众组织的束缚或庇护的非商业机构。“基金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根据1945年印尼共和国宪法的内容和精神，通过科学研究，在此专指文献典藏来帮助印尼政府，实现印尼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
　　对于玛萨贡与苏加诺总统之间的密友关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人们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虽然这种后果还不至于终结古农·阿贡公司和伊达尤基金会的命运。玛萨贡受到了几次审讯，而古农·阿贡书店售卖的图书和伊达尤基金会的藏书也遭到了审查。不过，这并没有打消玛萨贡将伊达尤基金会发扬光大的念头。
　　就这样，伊达尤基金会开始接手管理古农·阿贡公司的三大副业。古农·阿贡集团也将先前在格维丹街13号的地产和房产捐赠给伊达尤基金会作为基金会活动发展中心。这座楼房面积不大，所有空间乃至桌子底下都被用来放置藏书。
　　幸运的是，雅加达省长阿里·沙迪京（Ali Sadikin）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雅加达地方政府刚刚将雅加达医学院大楼（Gedung STOVIA) 修 缮 完毕。这是一所殖民时期的医科学校。1974年5月，苏哈托总统为雅加达医学院大楼揭牌并命名“民族觉醒大楼”。雅加达地方政府允许伊达尤基金会在民族觉醒大楼后面的楼群里占用几间课室。
　　随着办公室和其他设施数量的增加，伊达尤基金会不再局限于收集图书、杂志和报纸。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和电影也成为其收集对象。当基金会关闭的时候，已经收集了100部电影，其中有一部分电影购于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伊达尤基金会还收集了数万张照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印尼新闻 摄 影 服 务 中 心（IPPHOS），这是为印尼独立宣言宣读过程摄影留念的第一家新闻社。除此之外，伊达尤基金会开始举办一个月一次的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出席，获得了社会大众的热烈欢迎。
　　实际上，苏里亚·阿贡图书馆（Perpustakaan Surya Agung）要早于伊达尤基金会诞生，也就是于1966年6月1日成立。那一天，玛萨贡旗下的位于泗水的苏里亚·阿贡有限公司（PT Surya Agung）又新开一家分公司。随着伊达尤基金会图书馆在雅加达的建立，1974年1月苏里亚·阿贡图书馆成为伊达尤基金会图书馆在泗水的分馆。
　　民族觉醒大楼建筑群中有一栋建筑以前是室内运动场。当伊达尤基金会的几间课室堆满了藏书时，雅加达特区省长批准伊达尤基金会改造并使用大楼内那个开放的空间作为图书馆馆藏处，并增加了阅览室。这个空间随后被命名为“爱国者空间”，用来收藏一些大人物如鲁斯兰·阿都干尼（Roeslan Abdulgani）、穆罕默德·雅明（Mohammad Yamin）、亚当·马力（Adam Malik）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捐赠的私人藏书以及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图书馆的部分馆藏。
　　伊达尤基金会在图书馆藏和文献资料汇编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1982年11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的和平外交学院为玛萨贡颁发了“达格·哈马舍尔德奖 ”（Dag Hammarskjold Award），表彰他通过伊达尤基金会在信息和文化领域做出的丰功伟绩。1983年，玛萨贡再次获得了同样的奖章。1987年9月15日，为了纪念“国际和平年”，联合国授予伊达尤基金会“和平信使奖章”，玛萨贡作为基金会主席前往领奖。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