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恒节（Kwee Hing Tji
　　at）1891年在泗水出生，教育背景不详。不过，较为确定的，是郭恒节曾就读当地的荷文学校，后来在建源公司（Kian Gwan Concern）的行政部工作。他苦心经营，创办了《亚细亚》（Asia）杂志。1914年，他担任《木铎》（Bok Tok）周刊编辑，该刊后来更名为《春秋》（Tjhoen Tjhioe）。一直到1915年，郭恒节是该报唯一 一位长期聘用的编辑。是年，他迁居日惹，成为《油灯报》（Pelita）主编。
　　1916年，《油灯报》停办后，郭恒节应邀前往巴达维亚（Batavia）（译者注：今雅加达），担任《新报》（Sin Po）主编（1916年4月27日）。在那里，他猛烈抨击让印尼华人“捍卫荷属东印度”（Pertahanan Hindia Belanda）（译者注：今印尼群岛）的主张。他认为，在印尼的华人是中国人，没有义务去捍卫荷兰殖民地。担任了三年的《新报》主编后，他启程前往日本。此后，成为“和德海”（Hoo Tik Hay）商行在巴厘的代理人，被派往欧洲负责烟草贸易。在欧洲的四年里，他为《新报》撰写了大量的文章。1921年，他还在德国柏林出版了一本名为《两个顽固分子》（doeakapalabatoe）的书。由于在《新报》上发表题为《白祸》（Bahaja Poeti）的文章，攻击荷属殖民政府总督德克·福克（Dirk Fock），他被禁止返回荷属东印度境内，因而不得不在上海居住了四年。由于不谙中文，他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1934年，在建源公司（Kian Gwan Concern）老板黄宗孝（Oei Tjong Hauw）的担保下，他同意了几个针对他的特定条件后，得以重返爪哇岛。同年，他出任了由建源公司赞助的《太阳日报》（Mata Hari）的主编。1939年郭恒节因患高血压、肾脏和心脏疾病于三宝垄逝世(Sin Tit Po，28 Juni 1939)。(Kwee Hing Tjiat-blog Tjamboek Berdoeri)
　　与林群贤（Liem Koen Hian）一样，身为记者的郭恒节也经常会掀起华人社会的一片哗然。凭借着犀利的评论和令人钦佩的大无畏精神，他赢得了对手的敬重。
　　郭恒节起初拥护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立场，反对荷兰殖民政府。担任《新报》主编期间，他奋起反抗让华人“捍卫荷属东印度”的主张，理由是华人既不是殖民地臣民，也不是荷兰公民。结果，这番尖锐的言论导致他被禁止踏足印尼多年。
　　居日惹时，郭恒节曾因批评一位华人名流而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拒绝说荷兰语，当法官把他的名字念成恒节郭（Hing Tjiat Kwee，这是欧洲人称呼人名时，把姓排在名之后)他甚感不悦。他解释称：“即使两者意思相同，我也不愿意我的名字被颠倒成恒节郭。郭恒节是我父亲起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去改变！”结果，他因顶撞法庭而被罚款200 荷兰盾（f.200）(T.H.T., 1949:18)。
　　如果说郭恒节早期的政治倾向于中国，那么在离开印尼流寓期间，他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弯。在中国，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祖籍国的生活也让他备感陌生，他转而号召土生华人投身印尼民族的怀抱，成为“印尼民族儿女”。虽然如此，他误解了身为印尼民族儿女的义务。他以为，如果要成为印尼民族儿女，土生华人应该：“与所有把印度尼西亚看作祖国的人和行使监护权利的荷兰政府，共同承 担 所 有 义 务 ”(Kwee, 1934)。
　　不过，郭恒节后来意识到了土生华人的义务是：“全心全意地与印尼原住民儿女一起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奋斗”(Mata Hari, 6 Agustus 1934)。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同化的概念，主张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通婚。然而，郭恒节的激进思想在当时遭到了华人社会内外的一致反对。显然，荷属东印度社会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Suryadinata, 1990:35-42)。
　　郭恒节是在同意不再反对荷兰政府之后，才得以重返印尼的。加上《太阳日报》的出资方建源公司对该报的政策，特别是管理政策，影响很大，所以他后来不复之前那么激进，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依然动辄“炮轰”中华会，指责这个亲荷兰的土生华人组织搞政治投机。看起来，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位年迈的记者依然没有被驯服。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