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明月为代表的部分华人因发表了具煽动性的文章，而多次被政府传召施压。例如，1950年10月，《竞报》因刊登了写有“军事行动”的社论而被认为是违法违反规定散布谣言引发民众恐慌（Smith，1986：96）。奇怪的是，直到1952年10月，印尼政府才对《竞报》的这篇社论作出反应。史密斯认为（1996年:100），《竞报》的此次事件创了先例。在此之后，若有报刊的言论过于偏离当权者的立场，那其过去种种的“罪责”便会被重新挖出来作为定罪的证据。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风向多变的政治局势下，新闻报刊与当权政府之间的拉锯战不曾停息。
　　1953年底，据政府统计记录，印尼共有106家报刊，其中包括11家荷兰语报刊，16家华文报刊，以及1家英文报刊。所有报刊的发行量达到了630, 000份（Smith，1996：122）。
　　1954年2月，《竞报》再次受到了威胁，因报社的一名记者的文章被认定 为“ 扰 乱 及 危 害 国家”。文章中披露了印尼央行的储备资金低于规定 的 20% ，仅 有 17%（Smith，1996：124）。1954年4月，《竞报》的一名编辑因发表题为“阿里翁索（Ali Wongso）的内阁能坚持多久”的文章而受到刑警 审 讯 （Smith，1996：126）。
　　1957年8月1日，《竞报》被政府不明不白地关停。杨明月则被关押在宪兵总部（CPM Guntur）监狱，不久之后又被释放。即便如此，政府对《竞报》的禁令依然没有撤销。甚至当时已经辞去副总统的职位的穆罕末·哈达（Mohamad Hatta），也为《竞报》辩护，争取撤销禁令，可惜最后仍以失败告终（Ishwara，2001：131-133）《竞报》被关闭之后，报社下的一些记者与作者被分派至《明星周刊》（Star Weekly）。而被关停后的《竞报》则成立了一家印刷公司，用以印刷其他杂志和报刊，例如《西坤仲》（Si Kuncung，儿童杂志）和《缤纷》（Varia）。之后《竞报》还出版过一份新的日报——《印尼邮报》（Pos Indonesia），但杨明月（Injo Beng Goat）并未参与这份报刊的出版工作，因为当时的政府对他颇有微词。然而，《印尼邮报》的出版期非常短暂。政府知道《印尼邮报》是《竞报》的延续，于是《印尼邮报》也被禁止出版。
　　1958年4月19日，在印尼政府宣布禁止发行非拉丁文或非阿拉伯文的出版物之际，土生华人报刊所承受的多重压力达到了顶峰。政府针对这条禁令给出的理由是：“防止那些因滥用字符而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出台这条禁令的是作为战时掌权者和陆军参谋长的納苏帝安（AH Nasution）少将。违反此禁令将被监禁最久一年，或罚款最高10,000盾（Smith，1996：174）。这条禁令导致全印尼至少有16家华文日报停刊，其中5家位于雅加达。与此同时，在棉兰被迫关停的报刊有：《苏岛时报》（The Sumatra Times），《新中华报》（New China Times），《苏门答腊民报》（Sumatra Bin Po），《华侨日报》（Hwa Chiao Jit Po），以及《民主日报》（Democratic Daily News）。在望加锡被迫关停的四家报刊分别是：《国民党报》（Kuo Min-Tang），《侨生报》（Chiao Seng Pao），《每 日 纪 事 报》（Daily Chronicle），以及《每日电讯 报》（Daily Telegraph）。禁止出版非拉丁文报刊的条令于 1958 年 5 月 23日被陆军参谋长正式撤销（Smith，1996：174-175）。
　　土生华人报刊承受的种种压力其实也是印尼政府对印尼报刊普遍施压的体现。产生这些压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稳定性：地方的不满、叛乱，以及政府精英阶层的政见矛盾，而报刊又经常披露一些对政府来说十分敏感的话题、总统的私生活，以及政界精英的腐败等问题（Smith，1996：239）。在1958年，政府终于颁布实行紧急状态。
　　无论如何，土生华人的报刊在这个时期开始步入黄昏，走向衰落。历经种种重压之后，许多报刊不复存在，包括极具传奇色彩的《新报》和《竞报》。
　　洪渊源（Ang Yan Goan）记录到，1965年10月1日清晨，两位同事来到他家拜访，并向其转达了《新报》的印刷公司已被军队勒令关停、《忠诚报》也被禁止出版。被禁的理由是《忠诚报》无视政府的警告，报道有关“革命委员会”（Dewan Revolusi）的成立以及六位将领遇害的 事 件（Ang Yan Goan，2009：351）。
　　至此，印尼报刊史中，土生华人报刊在历经近50年的岁月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梁友兰在《印尼报刊史选集》中写到：“根据印尼--荷兰圆桌会议（Konferensi Meja Bundar Indonesia-Belanda）协议，1950年12月29日是土生华人决定是否放弃印尼国籍的最后期限。最终，只有少数华人选择放弃印尼国籍。土生华人坚信，他们生在印尼，长在印尼，印尼早已经成为他们的祖国，对于在印尼已经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人族群更是如此。而土生的华人报 刊 也 由 此 逐 渐 消 失……”
　　梁友兰继续写到：“从新闻报刊的角度来看，这会 带 来 什 么 样 的 后 果呢？自印尼独立之后，过去那些被称为华人马来语日报的报刊，性质亦有所改变。1950年12月29日起，这些报刊的读者、领导层也都已经成为印尼公民。作为由印尼公民持有、领导和管理的日报，其性质自然发生了改变。这些日报不再是华人马来语日报，也不再是外国的日报，而是印尼日报，印尼民族日报”（Nio Joe Lan，1958)。
　　结论土生华人报刊在印尼民族的历史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印尼报刊领域的先锋，土生华人报刊是印尼报刊史中仅次于荷兰或欧洲报刊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报刊。正是有了土生华人报刊的存在，土著才有机会在报社中工作，同时学习报刊的经营和管理，并在日后创办属于自己的报刊。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土生华人报刊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因为许多荷兰报刊也拥有同情心且提供了同样的机会。
　　土生华人报刊以自己的方式向印尼民族运动表示了理解与同情。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主义的鼓舞和启发，越来越多的土生华人报刊及华人报刊界的大人物开始理解并同情这个新生的民族。在土生华人的报刊中，经常可以看到支持印尼民族运动的新闻报道。
　　这样看来，土生华人报刊所做的努力也间接为印尼民族身份认同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其他族群也纷纷投身到印尼独立的不懈努力中。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