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玛格朗军事学院，熊德怡度过了三年的学员时光，1965年毕业时获陆军中尉军衔。他先是留校做了教官，后来下部队当了排长、连长。
　　（2）与喜欢打人的顶头上司发生对峙
　　1974年，熊德怡在东爪哇一座兵营担任副营长时，和营长发生冲突，差一点被开除军籍。
　　我的营长是一个性情高傲，容易生气并经常殴打他手下的人，所有排长，连长平均都被打过耳光。只是我这个副营长还没被打过。我开始小心翼翼。并预想到如果遭到营长殴打，我该怎么办。
　　他喜欢每天晚上出去，有时一直在外面厮混到天亮。我不愿意每天晚上陪他，除了浪费时间和对我的家人不好外，还能有什么好呢？这也是他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在全营军官会议上，这个营长当着所有连长和排长的面，指责我永远都是中国人，不可能变成印尼人。实际上，他宣扬这类种族主义言论无任何意义。
　　终于，关键的时刻到了。有一天早上，我穿着空手道服装，正在为军官组训练空手道，训练才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营长叫停。
　　不知道他为什么很生气，想过来打我。我立即摆好架势，准备还击。营长说，你想挑战我吗？我说，不。但是如果我被你打了，我会打架。
　　我确定我没有记错，他去取拿起挂在墙上的礼仪剑。我也立即靠近，以便他在拔剑，或将枪在桌子上时能迅速采取行动。显然他知道我也很生气。所以没敢动手，但是命令我坐下。然后就去司令部把旅长请来，要求立即将我从副营长的职位上解雇。
　　我回到家里，没有再去部队办公室。我告诉妻子，也许我该退役了，不再成为军人。几天后，我被传唤要移交该职位，并被送往Singosari的旅部。
　　旅长在办公室去等我，我向他致敬并报告后，他命令我坐下。旅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像镰刀 一样摸索着他的长胡须，我也保持沉默，气氛很安静。最后旅长说：“部队将很快前往东帝汶，你守卫着这所房子，照顾好留守在后方的部队家属。
　　我回答说，是。长官，我准备好了。
　　他点点头并命令我出去。
　　实际上，此时我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因为很明显，我在与上级对抗，在军事上被称为不服从。也许旅指挥官知道属下真正的问题，并没有把我的错误算在内。
　　过了不久，我听说那位喜欢打人的营长辞去了军职，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3）中尉薪水不够吃饭，连长就配公务吉普车
　　值得一提的是，熊德怡在其回忆录里，谈到了印尼军人的待遇和装备问题。两者反差很大，令人不得其解。
　　比如，1960年代中期，他本人获得中尉军衔之后，在军营吃食堂需要交伙食费，但是薪水低到居然不够在食堂吃饭的。而印尼部队基层官兵的饮食可谓十分简单，并且份量也少。
　　熊 德 怡 这 样 写 道 ：“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中尉，我虽然那时还是单身汉，但薪水不足以满足部队厨房提供的午餐和晚餐的日常需要。我们每天的食谱是——早餐：米粥和薄脆饼干；午餐：油炸豆酵饼和蔬菜；晚餐：每人只有半个煮鸡蛋及蔬菜汤。”
　　对此，熊德怡在玛格朗军事学院的学弟——后来当上印尼第六任总统的苏西洛退役上将，也有同样的体会。我看过一篇有关苏西洛早期军旅生活的报道：
　　“苏西洛和阿妮夫人结婚后，没有过上奢侈的生活，他们非常简单地生活在家里。当时作为下级军官的营长，苏西洛给妻子的薪水不够开 销，妻子不得不在军队之外寻找一些外快补贴家用。据说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苏营长舍不得吃军队每天发给他的一罐绿豆粥，总是带回家给孩子们享用。”
　　1969年，熊德怡婚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窘迫。
　　他花了6万印尼盾，在部队宿舍区，从一位寡妇手里买下了一所狭窄的H型房屋的使用权。双人床是一位朋友送来的；另一位少校营长苏塔尔莫为他提供了煤油炉；第10步兵旅长官希达亚特上校赠送了塑料椅，桌子是从宿舍借来，还有一台破旧的二手冰箱，插上电源，声音轰隆隆好像摩托车。
　　小夫妻的感情很甜蜜，但是熊德怡薪水只能维持半个月的日常开 销，接下来的半个月，必须搞点副业才能过活。妻子向Koprasi出售鞋油，向商店出售Alizan品牌的衬衫，等等，做些小生意赚点外快。
　　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太太有时会收集喝完牛奶和甜茶的瓶子，拿去卖掉补贴家用，也经常向亲戚朋友借钱度日。熊德怡回忆说：“有一次去泗水参加朋友的婚礼。朋友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可思议地问我，为什么要当兵？那么小的薪水！我当时无言以对，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颇为感慨。
　　“我想说的是，在印尼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对经商感兴趣，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希望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建功立业，贡献一份力量。只是政府所给的机会太少，而薪酬太低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熊德怡在军队拿着这份低水平工资，一直持续到退休为止。他作为服役近40年的准将军衔（类似于中国正师级大校衔的将领），2015年的退休工资只有400多万印尼盾，才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
　　有关印尼退休将领的工资问题，笔者也曾经从一位印尼人将军那里得到过印证。
　　10多年前，笔者和一位同行合伙采写华商大佬——“寒天”（一种海藻提炼的保健品）大王钟延筹先生的传记时，有一天在钟先生公司见到一个退休将军。钟先生介绍说，此人原是印尼高等军事法院院长，少将军衔，退役后被聘请到他的公司做法律顾问。钟先生说，这个堂堂少将退休金才两条印尼币（当时合人民币一千多块），如果在位时没有贪污，拼命捞钱，现在就很难过日子。请他来公司帮忙，也是为了让他多拿些补贴。那位退役少将通过钟先生问我：“中国像他这样级别的将军，退休后能拿多少钱？”我说具体不大清楚，应该有一万多人民币吧。退役少将听罢，伸出大拇指羡慕地说：“哇嘟！巴尼亚斯嘎里（啊！很多呀）”。
　　本文主人公熊德怡先生在其回忆录里写道：“诚然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当时的陆军中将优素福将军意识到，战士无法空腹作战，他的妻子和子女在家中缺少食物。因此决定把士兵薪水提高了10倍，使他们有了一点积蓄，但持续时间不长，又回到了通货膨胀之前的水平。”
　　后来当了高级军官的熊德怡，因此注意到薪资太低，给军纪造成的危害。
　　“当我们在野外观察时，发现有许多士兵到处漫游，寻找机会搞钱。故意找借口刁难街头艺人、三轮车夫或其他小商小贩，要他们给自己行贿，违反纪律和法律事情时有发生，这对军人的职业素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一些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勇敢的军人，有时也会在社区中造成不良印象。这种现象也在各级军官中司空见惯生。这实在是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的一大顽疾！”
　　与官兵只能领到少的可怜的薪资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数十年前印尼部队的装备水准却令人羡慕。至少在使用机动车辆方面，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军队。
　　比如本文所说的熊德怡先生，他于 1969 年当步兵连长时，就配有一辆越野吉普作为其公务用车。
　　他把这辆车的图片收录在其传记图书，并配发相关说明：“该GAZ型公务车是俄罗斯制造的，用于连长级车辆，同时也可用于连队战地救护车，或者为士兵运送大米和有关设备。”
　　在笔者这代人记忆中，中国陆军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团级单位和领导才有资格配一辆北京212帆布篷的越野吉普，可是人家印尼陆军的连长，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拥有吉普车座驾了。如此差别甚大，当然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强弱。在我心目中，中国军人打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具备了世界一流的作战能力，这是历次血火征战证明了的，在此无须多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