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嫉恶如仇的熊德怡，是海外客家人的后代。
1944年5月，他出生于印尼西爪哇山城茂物。
熊氏中国祖籍地，在广东梅县三角镇泮坑村。父亲熊如厚是位制作皮革的手艺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十几岁时从家乡梅县来到印尼，后成家立业，在茂物开了一间皮箱店。
　　熊德怡的母亲印尼名叫 玛 里 安·布 鲁 格 曼（Maritje Brugman），是一名中国人与荷兰人混血的侨生——其华人祖母嫁给了一位印尼的荷兰人监狱长罗伯特·布鲁格曼。
　　虽然熊德怡身上也有四分之一的荷兰血统，但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印尼华族一分子。“中国人来印尼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许多人已经是第八代了，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与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融为一体。”
　　熊德怡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中间，上有几个姐姐，下有弟弟妹妹。
　　熊德怡的妈妈能讲荷兰话。他出生时，印尼还处在后荷兰统治时代，五岁那年被送去上了一所荷兰语学校。父母当时认为，如果孩子们想当医生，公务员或杰出人物，应该学会讲荷兰语。
　　读到四年级，因为不会唱歌，而被老师责备，在全班同学面前罚站，他于是从荷兰学校转到当地华侨办的新华学校，高中时去雅加达八华学校就读商科，直至毕业。“我能说国语普通话，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我为此很感激华校老师，毕竟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的通用语言之一，现已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人数已达到 17 亿以上。”戎马生涯的考验
　　熊德怡 18 岁投身军旅，到1999年以准将军衔退役，他在印尼军队的戎马生涯整整持续了37年。
　　尽管入伍初期，他因华裔身份遭受过很多歧视，但熊德怡还是凭着忠毅英勇逐渐崛起。先后担任过步兵副营长、印尼国军驻东帝汶第16团作战司令、雅加达西区0503部队指挥官、陆军情报部高级参谋、北苏拉威西省131军区司令等重要军职。1994年晋升为准将，1996年代表武装部队，获选担任印尼众议院（国会）议员 。
　　他是苏哈托时代唯一获得将军头衔的印尼华人，并从不讳言自己的华裔身份。
　　退役之后的熊德怡，积极投身于华社的创建及运作，发起创办了印尼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在其担任总主席期间，该协会广泛发动参与慈善救灾，平息排华纷争，在促进社会安定与族群和谐方面功不可没。
　　在他带头奔走呼吁下，印尼结束了华人春节不能放假的历史，经过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两任总统的推动，政府宣布将这个华族最重要的节日确定为印尼国家的法定假日。
　　熊德怡晚年倾尽全力，主持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筹建和管理。自2005年至今，他义务当园长15年，天天来此上班，时常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补贴工人，默默守望着这个代表印尼华族的“中华文化之窗”，历经磨难，矢志不移。
　　鉴于华人在印尼从军者少之又少，因而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域对华裔而言鲜为人知，对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更显得神秘。所以让我们再从熊德怡将军的下列人生片段中，解读其军旅生涯，并了解一点印尼军队的趣闻和“内幕”。
　　（1）军事学院的“魔鬼式训练”
　　1962年，18岁的熊德怡华校高中毕业，决定按照童年愿望参军入伍。他报考了位于中爪哇马格朗的印尼军事学院，并被顺利录取。
　　这是开国总统苏加诺时代，印尼和中国关系比较友好，还没有翻脸为仇，类似熊德怡这样拥有印尼国籍的华人青年，尚有机会成为军人或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是后来排华严重的苏哈托时代，华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统统被打入另册，完全不可以参军、当公务员，而只能经商做生意。
　　尽管如此，熊德怡报考军事学院的年代，也很少有华人子女愿意当兵。除了训练艰苦，工资收入低，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素——印尼是回教国家，军人几乎百分百是穆斯林，与华人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到了军队也很难适应。
　　家传信奉基督教的熊德怡，当然也遇到这些难题，但是他仍然不顾母亲流泪反对（父亲对儿子的选择给予支持），跃跃欲试，要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一把。
　　多年以后，熊德怡在其出版的印尼文自传中，记述了有关军队生活的种种细节。笔者借助谷歌翻译，花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现摘录如下：
　　马格朗军事学院的开学典礼，在蒂达尔山足球场举行。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都拿了包裹，包括绿色衣服，帽子，钢盔，靴子，内衣，背包，毛巾，蚊帐，饮料杯，碗，勺子等。作为准战士候选人举行。我们的衣服通常都是超大的，上面有一条红丝带，并使用重型钢盔。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入学典礼还没结束，恐怖的考验就开始了。操场外突然响起接连不断的猛烈爆炸声，以及机关枪连续射击的声音。所有的新学员被命令就地卧倒，并寻求庇护。一二三年级学长过来用黑布遮盖了我们的眼睛，然后用棍子击打我们的头盔，肩膀和腰部，声音震耳欲聋引起了恐慌。我们蒙着双眼，被指示要爬过草地，芦苇，石头，排水沟，柏油马路，然后钻进一个大铁桶里，缩成一团。好容易头晕目眩地从铁桶里爬出来，还必须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再跑动、跳跃，再跑动，等等，然后跳进河流和池塘。我由于肘部和膝盖受伤，感到疼痛难忍，当时又特别口渴，就不由自主灌了几口池塘里的水。
　　训练持续到午夜，我们才回到宿舍吃晚饭，食物是用拳头大的一点盖饭，说不清什么颜色，有半个鸡蛋，汤里加几个红豆，还有白菜和一个香蕉。我们坐在餐桌上必须直立，不能向后倾斜，只有十厘米的椅子可以坐，在打铃的祈祷信号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吃饭。但仅仅吃了2汤匙，外面又爆炸了，枪声再次响起，我们都被告知要躲在桌子上趴下。
　　过了一会儿，宣布平安无事，我们恢复饮食。
　　到了晚上，身体感到疲倦和压迫，来不及脱下湿衣服，顾不上手肘和膝盖疼痛，就一下子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常训练更加残酷，我们被要求泡在漂满牛粪的河里，在墓地里睡觉，吃腐烂的鸡蛋等等。有一次，我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发现自己躺在宿舍地板上，口渴的要命，却无法站立。我朝浴室爬去找水，但水龙头没有水，被迫从马桶里喝水！
　　我不住地祈祷，让我有力量继续接受这种教育。
　　这期间，许多同学因为表现不佳而被开除，能够通过的，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从熊德怡的上述回忆中，笔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军事学院就已经开始实施“魔鬼式训练”的特种兵科目了。（未完待续）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