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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将军熊德怡的故事:

那个年代的军方秘闻及守望中华文化的功臣
熊德怡将军戎装照
1955年11岁的熊德怡
1970年代,担任印尼陆军连长的熊德怡
  

   他是苏哈托当权时期唯一的华裔将军;
他是印尼华人全国百家姓协会的首任主席;
他为推动印尼政府将春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发起创建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义务当园长,不领薪水天天上班坚守岗位15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千岛之国展现中华文化的“华族之窗”。
他叫熊德怡(Tedy Jusuf 泰迪·尤素夫)——堪称印尼当代客家人的典范。
  本文今天讲熊德怡退役准将的故事,先从他的童年时代说起。
  “当兵就是为了让父亲不受欺负!”
  66 年前的 1954 年某日。
  西爪哇小城茂物(Bogor)的一条街巷里。
  一个10岁的华人男孩在上学路上,被一群小流氓拦住。领头的家伙十六七岁,拿着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在男孩面前比划,然后搜走他身上仅有的几毛钱。
  “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可是我身体瘦弱,不敢反抗,因为那时打不过他们,又能怎样!”小男孩因为害怕而绝望。
  放学回家看到的一幕,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刺激。
  两个当地治安民防队(Hansip) 的印尼人,正在爸爸开的皮箱店敲诈勒索。爸爸低着头坐在桌子前,对那两个人说“今天没钱,或 者 下 次吧”。民防队的人不高兴了,抬腿踢了爸爸一脚,说,“这不是我们想听的解释!”接着又踢倒一把空椅子,才气呼呼地离开。
  男孩的父亲仰起脸来,他戴着老花镜,泪水无声地在镜片后面流淌。小男孩跑过去抱住父亲的肩旁,忍不住哭出声来。他发誓一般告诉父亲:“爸爸,我将来一定要去当兵,没有人敢这样对待你!”
  这个瘦弱的小男孩,正是本文主人公熊德怡。
  12年后,华人男孩熊德怡从印尼陆军军官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东爪哇西多尔乔(Sidoarjo)野战部队第519营,当上了一名中尉连长。他穿着军装,腰挂手枪,第一次休假回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教训欺负他和父亲的那些坏蛋。
  我还记得那个上学路上抢我钱的家伙。我问姐姐,那个人在哪里?姐姐说他现在街上修补自行车轮胎。我和姐姐满怀信心地去了那里。我命令那家伙蹲下,用脚踢他面前水桶,问他:“喂!你还认识我吗?”他不敢看,他认出了我姐姐,什么也不敢说。我很想狠狠踢他一脚,但是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又不忍心了,于是便放过了他。回到家里,我又打电话到民防队,找到12年前踢我父亲勒索钱财那两个败类。我说我是皮箱店老板的儿子,现在是印尼国军连长,如果你们再敢打扰我父亲,我就开枪打碎你们的脑袋。那两个家伙连声道歉:“是,是。对不起!先生,我们绝对不敢了。”
  2015年,年逾七旬的熊德怡老人,在雅加达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好几次看过,我爸爸被印尼人欺负,欺负到他很伤心。那么我看见爸爸这样伤心,心里面 就 决定,长大一定要当兵,能够保护我的家人。”
  当上印尼军官,熊德怡不仅仅保护他的家人,但凡看到有歹徒欺负华人,他都该出手时就出手。他早年在东爪哇丹迪姆当连长,有报道称当地有几个暴徒勒索华人学生,抢了他们的钱,鞋子甚至书包。
  熊德怡立即命令手下一个叫巴宾萨的大块头士兵冲上去,把那几个家伙扔进一条肮脏的河里。他回忆说:“显然,这伙歹徒向驻军司令部告了黑状。于是宪兵逮捕了巴宾萨。我马上去找驻军参谋长,一个准将级军官。我说巴宾萨是我的部下,要求释放他。但我的请求被参谋长拒绝了。我又说,那我
  找司令说理去。我向准将敬礼并离开了房间。很快他就给我 回 了 电话,说不需要 去 找 司令,现在就把巴宾萨放了。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家。”
  1969 年 9月,熊德怡调任东爪哇波隆市(Porong)驻军第509 步兵营连长。
  一个炎热的下午,他正走在军营外的公路上,突然听到来自泗水方向的小巴司机大喊:“有中国人的商店被烧毁了!”熊德怡向车上的乘客询问泗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有骚乱发生,暴徒抢劫并烧毁了一些商店以及华人的汽车。
  熊德怡判断,这场骚乱可能会蔓延到部队驻扎的波隆市,于是马上回到连队打电话到营部,请示上级要求做出必要的部署。但是电话线中断,没有打通。他便下令集合全连士兵,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我和几位排长谈话,说波隆市受到暴乱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同意阻止,大家说,如果波隆市被骚乱摧毁,我们的脸放在哪里?我于是下令,为防止破坏和抢劫,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如果发现有人抢劫,可以开枪镇压。随后,我把部队迅速扩散到波隆市的公路上,几分钟后,几辆满载暴徒的卡车连续从路上驶过,但是看到我们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卡车不敢在波隆市区停下,他们向南开去,几小时后收到消息称,另外一个名为South Porong的城市发生骚乱,被洗劫一空。而我部所在城市得以幸存。我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很内疚。我想我应该阻止那些卡车上的暴徒,并命令他们返回各自家中,以保全南部的城市。但是我那年只有年25岁,还缺乏对付骚乱的经验。对这一事件,我得到了旅指挥官的直接称赞。而我的上级——第509步兵营指挥官却被旅长斥责,因为营所在地的西多阿尔霍地区被骚乱破坏了。为了表示感谢,波隆市区的华人送给我一套橱柜和一张床供我结婚。我去当地小吃摊吃东西,或到店铺购买日用品,那些小商贩都不肯收钱,这让我只好到波隆以外的地方购物。而闲暇时我和当地人一起看电影时,他们会热情地搬一把椅子过来让我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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