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先生本姓苏，名允岱，1939年出生于印尼东加里曼丹省会三马林达市。青年时代即以创作活跃于印尼华文报刊上，六〇年代远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求学，七〇年代后移居香港，在经营木材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仍坚持写作。他用过的笔名包括天涯、苏一多、芳草等，但更偏爱天涯这个名字，曾将自己的文集定名为《天涯萍踪》，冥冥中与他的生命轨迹相遇合。于苍茫天地间上下求索，天涯先生的内心也常会有悲喜交加之感吧？可他却只把欢愉、慷慨、侠义的一面示人，对亲人、对朋友，他是可以真诚相待、畅所欲言的陪伴者，萍踪侠影之间留下许多可待追忆的往事……
　　我与天涯先生相识于2004年。耶诞节前夕，为了搜集查阅香港文学研究资料，我从北国春城第一次南下到了香港。抵达当日的傍晚，天涯与汉闻先生同来宾馆与我见面，我们沿着维多利亚港漫步到一家旋转餐厅用餐。餐厅在六十几层，可以俯瞰香港夜景，适逢年终岁末，大街小巷新增了许多节庆装饰，使原本就灯光璀璨的港岛夜色更增添了梦幻般迷人的魅力。看得出用餐地点是精心选
　　择过的，主人非常细心周到地想让我感受香港的神韵，对于初次到访的旅人来说，这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席间有墨西哥裔艺人弹奏献唱，天涯特意点了两首歌，后来在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极喜欢唱歌的，而且唱得很好，曾多次在大型同乡会、校友会等活动中担任独唱。一个热爱唱歌的人多半是开朗乐观的人，虽是初次相见，天涯先生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
　　汉闻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彼时他正在主编香港文学评论杂志《香江文坛》，时常向我约稿，并推荐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坛热点现象，提点我思考评论；我每有文稿投寄，都得到他热情的鼓励和肯定，对于刚刚涉猎香港文学研究的青年学人来说，这是何等幸运的机遇。天涯是汉闻先生的挚友，青年时代他们曾同在华东师大求学，又同为侨生，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中结下深厚的友谊，移居香港后在文坛重逢，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对天涯先生而言，挚友的小友需要搜集研究资料，他必然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加以帮助，于是，我那天收获颇多，不仅在畅聊中获知了一些香港文坛的历史资讯，而且得到天涯的承诺，要将他多年来收藏的香港文学作品资料和全套《香港文学》杂志赠送与我。《香港文学》自1985年创刊，累积经年已有百余本，在一些公共的搜寻引擎上难以查阅全部期刊，然而作为见证香港文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期刊之一，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生活，生存空间的挤迫大概是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始终为文学作品和期刊保留一块领地，天涯对文学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为了朋友的情义需要割舍这份情怀时，他表现得那样大度、自然，丝毫不愿让我产生夺人所爱的歉疚之情，他的体贴和周到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般的温暖。
　　那一次香港之行，因为我购买的资料较多，临行负载过重，天涯先生便主动说要把他赠与我的书刊带到广州去邮寄给我。书刊较重，长途携带，对于一位年逾六旬的长者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每个月会因事去广州一两次，断断续续地搬运了近三个月才将书刊凑齐，当我收到邮局寄来的一个大大的纸箱时，真是百感交集。期刊杂志是按照年代逐次排列好的，在已然泛黄的纸页中闪烁着岁月的柔光。天涯先生清瘦高大，注重仪冠风尚，神态间颇有明星风采，我想象着他每次北上广州时是怎样携带着那些书刊而又不失风范，在邮寄前又怎样细心清点排列，仿佛与即将出门的孩子告别……他对青年学人的提携和厚望始终激励着我，不必言之凿凿地嘱託，我自不能懈怠。十余年来，这些资料助我在香港文学研究中深耕开拓，也为我的学生们提供研究视角。受资料获取管道的限制，很多时候青年学子做香港文学研究会受到资料有限的困扰，每每遇到问题，我就会把自己收藏的书刊借阅给他们。资料在传递中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很想告诉天涯先生，是他的善心和仁义促成了这有意义的传承。
　　香港一别后，我与天涯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有时我到广州开会，会提前与他联系，若他适逢也在广州，就相约汉闻先生一起小聚。然而终究是天南地北，相聚并不容易，更多的时候是在电话里互致问候。天涯在广州有一处居所，汉闻先生荣休后也常居广州番禺，两位老友有时见面就一起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并报告他们的近况，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其实岁月已经在每个人的生命年轮中留下些许遗憾，天涯先生的身体时有小恙，他提起高血压常让他感到不适，定期要去医院复查；汉闻先生的夫人故去以后，他独自生活也让人牵挂；而我人到中年，工作、家庭中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每次通电话时互相鼓励，要保持好心情，要注意身体，同时问候家里的其他亲人们。认真想来，我们见面的次数实在不多，但感情上就是觉得很亲近，犹如亲人一样。每次开心地聊到最后，都以天涯跟汉闻先生外出用餐结束，我想天涯先生是希望多陪伴汉闻先生吧，有时我们单独打电话提起汉闻先生，他会表达对汉闻先生独居的一些担心。这两位老朋友的情意经历了岁月的淬炼，格外令人感念。
　　2017年末，天涯先生向我推荐印尼华人廖彩珍女士的作品。我在阅读中了解到印尼华人的民族情感与原乡情结，也感受到在政治风云的冲击中海外华人坚持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承的诸多不易。彩珍女士熔铸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情怀和生命体验，以生动有力的方式代印尼华人立言，激发了我对印尼华人文学的研究兴趣。时隔半年之后，我应邀赴巴厘岛参加廖彩珍女士新书的出版仪式，在秀美的山水、神秘的宗教文化以及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接触中，将从文字中获知的资讯转化为难忘的生命记忆。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中，印尼华人凭藉坚韧的毅力、勤劳的付出和真诚友善的内心打拼出一方天地，这种精神气质也以生命基因的方式呈现在天涯先生的言行举止中，他没有直接对我谈起过自己青年时代在印尼的生活经历，但故乡显然是天涯萍踪中牵动着游子情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在他的文集《天涯萍踪》中有真挚的抒写。
　　巴厘岛之行也邀请了天涯先生，可惜他最后因临时有事而未能成行。人生中总是有许多遗憾，有时我们冀望于时间，以为假以时日就会弥补某些遗憾，可是，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了——“时间可以治愈？如果时间也病了怎么办？”这是一个悖论，世间的一切最终都会走进时间里，然而，有些人、有些事即便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会顽强地在时空隧道中刻下印痕，对朋友们来说，天涯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分量的存在。
　　2020年3月16日，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特殊记忆的春天里，天涯先生回印尼省亲，归程中在新加坡停留数日，与暂居新加坡的老友汉闻先生见面，不料意外地因病离世，被亲属护送回乡安葬。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感叹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複计东西。”“雪泥鸿爪”，岁月留痕，即便是天涯萍踪也终有归处。天涯先生自青年时代离乡打拼，他一次次的离乡远游，将对亲人、对朋友、对故乡的情意深蕴在心中；而他的情意，也将长久地存留在亲人和朋友的生命记忆中，变成对他最长情的怀念。
　　那样乐观、开朗而又健谈的天涯先生，忽然默默地离去了，每每想到此事总是令我难过。犹记2015年的某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电话，对方操着浓重的广东腔与我聊天，问我的近况，谈自己的行程，并说自己即将到东北旅行。对方让我猜他的身份，因声音酷似天涯先生，我误以为是他本人，惊喜于朋友终于有时间到我的家乡来，兴高采烈地做了行程规划，当我致电天涯先生再次确认行程细节时，才发现是遇到电信诈骗，并不是他打来的电话，所幸并未遭受损失。在当时固然觉得骗子非常可恶，可是如今天涯先生离去，我有时很希望这个消息也是一个错误，若果如此，也许再次致电天涯时，电话那端会有那熟悉的爽朗声音传来，道一声：
　　别来无恙……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曾任职吉林大学文学院，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