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妹夫国治用手机拍下了儿子兴轩装饰的圣诞树。霎时，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想把获得2018年第16届东盟(亚细安)华文文学奖的喜悦心情，以及作为一位写作人的感受写出来。
　　对于一个写作人，写作虽说是一个人的事，但我一点也不寂寞。迄今，我出版了四本书：帘外拥红堆雪、但愿人长久、永慕亲恩，以及有一盏灯亮着。
　　写文章，写散文，写.....，很多时候需要经历一场思想的挣扎。从酝酿构思到开始伏案撰写，这个过程说起来还蛮不容易的。这些年来，我专一写散文。我也看书，读文学、哲学、历史、神学、艺术、旅游、心理学等类的书。再来，我喜欢旅行。这些经历都让我大开了眼界，体会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丰富了我的文学生命内涵。
　　文学才华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努力和锻炼。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通常是不满现实的人，是充满美好理想的人，正因为现实和他的理想距离遥远，他才用文学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去除现实中的污浊，用艺术想象填补现实中的空白。杰出作家的艺术想象丰富而奇特，别人是很难模仿的：其想象力的方向常常与现实逆向而行，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例子。换句话说，杰出作家的想象力异于常人，思想空间就是要匪夷所思，海明威就是一个榜样。一般的写匠常常囿于所谓的生活真实而不能自拔。
　　当年开始写散文，很受台湾作家，如张晓风，蒋勋等人的影响，部分也受中国作家鲁迅思想的影响......，天真地认为文学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希望可以借用文学做武器去揭露和批判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当然，文学既不是高尚的娱乐品，也不是什么精神游戏。文学是可以塑造人心和唤醒良知的。我自己的个性就受到许多优秀作品的影响。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不会不想到社会、政治和精神道德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能代替文学。
　　于我，题材选择了写作人；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听到一些故事以后，总觉得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吐不快。比如，我到访巴基斯坦，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我的亲身经历，也有我亲眼所见。离开那里之后，这些事情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回，挥之不去。知道塔利班在那里发动的袭击，殃及平民的种种，它逼着我思考。从那里的朋友口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暴力，什么是仇恨，什么是种族偏见；第一次知道了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夺而表现出来的兽性；第一次知道社会生活中还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这些东西迫使我想要呐喊，只有分享出来，心里才痛快。
　　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略萨(Liosa)接受采访时这么说：“距离现实太近容易产生眩晕感”，因此我不写眼前的题材。主要原因是眼前晃动的东西是一副抑制剂，它不让你自由自在地创作，它让你产生种种顾虑，你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写，你总是感到非常拘束。可是文学创作最宝贵的就是精神上的充分自由，一切由你自己当家作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干扰，这是创造一切新东西之前不可或缺的心理状态。我一到欧洲就抛下了种种精神负担和舆论压力，而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又刺激了我的许多联想，这可是文学创作的财富啊！
　　尽管工作忙碌，但我总花时间阅读，所读过的书为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作家的文字照亮了我的青春岁月并且教会我通过话语去梦想生活。是的，这些名师大家的创作，这些文学作品带给我许多启迪。因此只要还有一口气，我永远不会放弃写作，继续做我的文学梦。另外，因为看见世界各国的天灾人祸，不幸事件太多，想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文章，出好书，减少人间的痛苦，也是一种与不幸斗争的方式。这也是我写作的目的，并且希望一直守护文学这一个艺术天地。
　　藉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朱儒财、母亲谭运妹，妻子美华、儿子兴轩和家人，感谢启蒙我写作的杨玉妹老师、谢名平老师，感谢一直鼓励我的挚友文发、添发、天赞、瑞光、行庄和柳莺，感谢我的信仰导师庄百里牧师和邓伟倪，感谢写作人文桥总干事黄子、编辑晨砚，感谢王昭英(一凡)（推荐我成为世界作家交流协会的会员），以及感谢汶莱华文作家协会（推荐我获得亚细安华文文学奖)。最后，愿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朱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