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我在印尼交的第一个朋友竟是一位老头。就像想不到在印尼吃到的第一口美食是他送的一样。
　　那是我刚到印尼的第二天，我去巴中Pah Tsung找负责老师交办一些手续。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先生，他身穿花纹斑斓的巴蒂服，令我突然就想到了丛林和花斑虎。他看上去神采奕奕、矫健灵活。后来才知道，他的一条腿并不是很灵便。
　　他手里捧着一包吃食，看上去半透明、筋道。应该很有嚼头，我在心里这样想到。
　　他笑呵呵地说:“来来来，尝尝，还热着呐！”我突然发现他的脸很像一朵盛开的花。我微笑着接了——温热，散发着糯米的醇香和某种植物的清香，就像粽子有粽叶的清香一样。我咬一嘴，鲜甜粘腻，果然很有嚼头。不由啧啧称赞:“嗯嗯，好吃，好吃！”
　　“好吃就再来一个啦……”像香港电影里常听到的那种尾音悠长的腔调。记得那时看电影，觉得这个腔调很迷人，学了一遍又一遍。
　　好吃也不能包圆呐——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忙不迭连声地推辞。
　　他不由分说就往我手里塞:“甭客气的啦，很好吃啦！”
　　后来我知道那东西叫糯米糍粑。是糯米粉加进椰蓉、牛奶、芒果等不同水果清蒸而成。加入不同的蔬果原料就可以做成多种不同风味的糍粑。那天是芒果味，我很喜欢的味道。
　　我牢牢记住了他的糍粑的味道，也记住了他——廖芝万先生。
　　后来在餐厅里吃饭时常能碰到他。他爱穿巴蒂服，时常变换各种花纹，像一匹彩色的豹子或是山羊。
　　熟悉了之后，有时就坐一桌头吃饭，聊些闲话。“这个饭能吃得习惯吗? ”他问。我心说：能习惯吗?但为了不使他失望，嘴上答道:“还好啦，有些东西很好吃，我吃米饭还厉害。”
　　他很开心，说:“印尼的很多吃法是从东南沿海传过来的，所以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啦。”
　　我请他到我的工作室坐坐，他欣然同往。
　　墙上粘贴着一些毛笔字或画儿，他看得很仔细，说：“中国书法很厉害啊，印尼文就写不成。”我说是啊，“中国书法应该从殷商甲骨文就成熟了，距今起码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他啧啧不已。
　　“用毛笔画的画，叫中国画罢，很好看啊。可看着比写字难多了……”
　　“一样啦，写字、画画、写文章，都是玩自己的。”
　　“您也写文章吗？”他有点好奇。
　　“瞎写呗……”我把发表在中华新闻网的《印尼的微笑》翻给他看。
　　他说：“您把印尼人的个性特点把握得很准啊。”他开口总称呼“您”，一直如此，不论是口语还是扣字。
　　“您愿意把它发表在国际日报吗？这是印华第一媒体，您应该在这里发。”他告诉了我邮箱地址。
　　有一天，他兴冲冲的找了来，说《印尼的微笑》在国际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的印尼处女作，我握住廖先生的手，好生感动。
　　愈加熟知了，有时在餐厅碰到会搭伙买餐，不分彼此。这个热心开朗的老头，我俨然把他当成好朋友了——我很珍视——在这里没有朋友可不是悲催么！
　　有一天，他说请我吃饭，换换口味。
　　“我知道你们北方姥吃不惯印尼饭，叫了餐。”他玩笑地说。
　　“你们听不懂印尼话，叫不来，我帮你叫很方便的。”
　　他叫的是外卖。肉，干煸的，麻辣，很鲜美；蔬菜也很肥嫩，很像中国餐。果然，他笑着说:“这是中国城里出来的饭食，厨子是四川人，地道中国菜啦。”我大为感动，说：“实在过意不去，我这可咋回请您呐？”他说:“没事的啦，咱们都是中国人啦。”
　　我大笑，说:“您喜不喜欢画儿，我给您画一幅咱们中国的画吧。”
　　过几天，我把一幅山水画给他带过去。
　　他铺展开，整一整老花镜，认真地看。说:“哎呀，这么多笔，这得画多少天呐?”
　　我说，”一两天就够啦，该休息时还休息。”
　　“很珍贵，这里可不多见，我要把它装个框。”
　　廖先生以前是巴中教育基金会的财政，这几年辞了职位，很安适，只管认认真真上班，从不干涉校务。但碰到一些事他却跑得急。
　　有一个时期，学生都放假了，但老师到校。没有学生，餐厅就关闭了。
　　正到中午的时候，廖先生急匆匆地赶来，问:“中午饭怎么吃？——我帮您叫外卖罢！ ”
　　我说：“正好带了餐。”他有点释然，又问:“别的中国老师在几层?我去帮他们叫。”我过意不去，说:“不用麻烦跑路，我帮您电话里问问清楚 ，一统计就OK了。”这个“OK了”，也是跟他学的口头禅。
　　他说:“我还是亲自找去好。”说着便往外走。我追出去送他，看见他赶得急，那条腿僵硬得更加明显了。
　　疫情爆发了，很久都没有看见廖先生，有时会在微信里聊聊天，问问安好，有一下没一下的。有时，早上醒来，会看见他发的一些中国强大了之类的小视频。
　　他的内心里还一直是一颗中国心。我想起上次他说，老家是广东大埔，小时候才渡海过来。（作者系中国外派雅加达巴中教师）汪大庆M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