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日。
　　瑟芮蒂医生，清早打来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她安排了一个遗传学专家，会打电话同我讨论家族遗传病以及遗传基因检测的问题。原来NIH另一个团队，早已开始通过对遗传基因的分析，试图找出某些遗传基因，容易导致感染新冠病毒。
　　罗伯特·弗兰德医生，听起来是那种温和、理性的心理医生。我们的对话，先是事务性的签署允许遗传基因检测同意书，允许分析遗传病家族史等。
　　“请教医生，ADHD是不是一种疾病？有没有遗传的因素？”我不想绕弯子，直接丢出折磨我很久的问题。
　　“很多数据是这样建议的。你的亲属中，有ADHD的情况吗？”
　　“我就是！”我真想一吐为快。但是还是把这句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想起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按时到学校见校长。是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又惹祸了。起因是第二节课之后，班里有五个小朋友不见了，寻找后发现，他们竟全然不理上课铃已响，在学校的游乐区继续玩耍，互相喷水，像五只落水小鸡。领头的祸首，就是我儿子。
　　看着校长和校辅导难以掩饰的愠怒表情，我联想起我自己小学的经历：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孤独的中午，我是唯一被留在训导处的学生，等着父母来道歉领人。不是课堂上看闲书被抓；就是带着其他同学去河沟里玩水，忘了回教室的时间。
　　如果是母亲来接我，将忍受着一路的心理折磨：父母辛苦工作，是要让你们有出息……这是要念一路的。但最怕的是结尾，那伴着眼泪一起落下的重话：咱们是黑五类的孩子，咋能跟别人一样？一定要比别人更强才行！
　　父亲来接我，通常是一路沉默。到家后，会打到我泣不成声。巴掌、扫把、腰带等，视随手可抓得到的东西而定。
　　三日过后，船过水无痕，孩子初心依旧。惹祸、惩戒、悔过。接着再犯，标准的小奏鸣曲式。但是心理上的伤痕，直到父母过世，仍然隐隐做痛。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不肯重蹈覆辙。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英语：attention deficit hyper-

activity disorder，缩写为AD
　　HD）；
　　涵盖注意力缺失症（英语：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缩写为ADD）；
　　自闭症谱系（英语：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缩写为ASD）。
　　现代医学搞出了很多名堂。但是儿童、少年基础教育上百年来，就是教鞭二字。听话就教，走神儿就鞭。
　　“有没有可能，儿童的走神儿，跟成人语言枯燥无味有关？越是头脑活跃的儿童，越是无法忍受那些缓慢、老旧的制式说教？”
　　罗伯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不是学教育的，但是我觉得你说得也有道理。ADHA是否是疾病，以及它的发病机理，仍然没有定论。”
　　我趁势推出自己的猜想：“比如我们与外界的沟通，是硬性规定的只局限于语言。或许ADHD、ADD和ASD的孩子，除了被迫要学习的语言沟通能力，仍然保留着其它沟通的方式，比如很多动物用嗅觉，用耳朵辨识雷达波，用皮肤感受声纳等等。人类不是没有这些能力，而是在不断退化中。”
　　“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确实应该多留给这些孩子，一些格外自然发展的空间。”
　　与罗伯特的谈话，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得到了更多的自信。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这是一段意外而来，却是我期待已久的谈话。
　　让那些“棍子底下出孝子”的父母，继续你们的棍子吧，我不信。
　　按照目前的统计数字，每四个学龄儿童，就会有一个被鉴定为不同程度的ADHD、ADD或ASD。当这个标签贴在孩子的头上时，学校和社会，都松了口气，因为不需要继续费时费力去教育孩子，可以坦然地把孩子推给医生。我们做父母的，要不要深思一下：是孩子病了，还是社会也病了？
　　4月25日
　　作者简介：虫二，本名王中强。辽宁抚顺人。现定居美国华府。美国：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