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哪年起，母亲的手，一到冬天，就被冷风、凉水皴裂一道道血口子。疼很了，就用热水烫烫，抹点贝壳油，用胶布缠裹一下，继续忙这忙那。母亲的手太粗糙，但就是这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生命。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农村妇女生产，很多都不进医院，而是把接生员请到家中给产妇接生，我母亲就是这周围几个村唯一 一个接生员。产妇不去医院，今天听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很正常。那时乡镇医院条件十分简陋，冬天别说暖气，产房里若有个烟囱煤球炉，就算奢侈了。如果产妇住进医院，饭需自家做，最基本的要借个煤油炉，米面油、锅碗筷一应俱全，拖家带口极不方便。再者，医生的技术参差不齐，担心遇到一个经验不足的。他们选择了我母亲，就选择了放心。
　　母亲87岁而终，从事接生工作近半个世纪，长年累月的经验和各种历险的故事，足可以写一部大书。有人粗略地估计，经我母亲接生的婴儿，能组成两个庞大的村庄。
　　母亲精湛技术来源于长期的实践和一颗爱心。如果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来概括我母亲的工作业绩，那就是“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大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欢心，但也有例外。在计划生育年代里，农村有一个单传之家，第一胎，千金，婆婆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非想抱个孙子，第二胎让儿媳到外面东躲西藏几个月，但最终仍事与愿违，婆婆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因产妇身体弱，产程时间长，宝宝生下来就没有哭声，母亲就用手指不断弹宝宝的脚底。当婆婆的就挤眉弄眼暗示我母亲放弃。我母亲就来气了，想：宝宝进了你家，就和你家有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最终，母亲的仁爱之手让一朵纤弱娇嫩的花儿，艰难走过寒冬，迎来春光。如果说这算不得奇迹，那至少也算是对生命的珍爱吧。
　　那年月，饥饿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杨槐头、富富苗、灰灰菜、胡萝卜缨……都能充饥，却很难吃，可母亲撒上一点芝麻盐，稍作加工，就是无上的美味了。春节，生产队分的猪肉，肥肉炼油，留作日后细水长流。肉吃完了，骨头不舍得扔，就放石臼里用“对头”反复砸碾，骨头碎了，肉丁和骨髓混合着，很黏掇。最后还要将骨渣放到案板上用刀再剁剁，让骨头再细小一些。调一些面，撒上盐，做骨渣丸子。汤里如若辅以蒜苗、芫荽等佐料，能香到舔碗。母亲用她挚爱的双手，粗饭细做，小心翼翼地牵着我们兄妹四人，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年代里，居然没让一个人“掉队”。
　　母亲的针线筐里有一本很旧的杂志，里面夹着各式各样的“鞋样”，大人的孩子的，单的棉的都有。母亲做出的鞋，舒服合脚，俊俏耐看，穿上新鞋喜欢串门去炫耀一番。一到入秋，母亲就把全家的棉衣翻倒出来，短了就接，小了就“下放”，薄了就絮点棉花，缝补浆洗，总是忙忙碌碌到深夜。我们穿的棉鞋、棉袄、棉裤，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那时天气冷得离奇：池塘的冰上站满了打陀螺的孩子，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母亲用她灵巧的双手，精心絮上厚厚的棉花，细细缝合暖暖的亲情，我们的脚手没有在寒冷的冬天冻烂冻伤。
　　后来母亲年事已高，就逐渐不再接受接生工作。再后来她的双腿患病，行动愈加不便，母亲就在疼痛和不便中一天天度过。她一生勤劳，不愿清闲，看到院里、园里的活，总想做，她说她的手好好的，什么活都能干，可是没办法，应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老话。
　　母亲常把背的药箱放在身边，那里面有她心爱的工具。她不喜欢旁人随便翻药箱，怕把东西翻乱了地方。邻居大人孩子，谁不小心碰破了皮儿，都来找她给包扎，你若说句谢谢，她会说你见外。
　　母亲走后，我们在她的坟旁烧着纸钱，火光映着泪光，心中无限怅惋。泪眼婆娑中把她心爱的药箱以及所有的工具都给烧了、埋好。老年人说，烧了，已故的人才能得到。母亲的双手离不开这些东西，她在那边一定会收到的，我想。
　　今年清明，因疫情而无法到墓地祭扫，我不能跪在母亲的坟前给她磕头，我只能把鲜花放在她遗像前缅怀。睫毛上挑着的晶莹，会把这个特殊的日子，慢慢洇湿。孙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