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后，《满月》杂志办公室迁至万隆，具体搬迁原因不详。但来自望加锡（Makassar）、巨港（Palembang）甚至新几内亚（巴布亚）［Nieuw Guinea（Papua）］的读者纷纷寄来书信，可见，此杂志知名度日渐上升。后来一期杂志还报道发行量增至一万份，然而，1932年发行第四期后，《满月》停刊了。显然，除了通常导致出版物停刊的财务问题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收到的投稿不断减少。如果认真研究可以发现，最后四期都只有陈丰文常用笔名“阴阳子”（Im Yang Tjoe）和基哈查尔﹒达尔莫普拉罗约（Kihadjar Dharmopralojo）创作的短篇小说。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陈丰文牵涉到政治问题中。
　　1929年至1932年期间，陈丰文担任万隆《精神日报》（Harian Soemanget）的总编辑。同时，还担任梭罗传记出版中心（Biographical Publishing Centre）的负责人。
　　1932年，他被殖民政府关押到万隆苏卡密斯金（Sukamiskin）的监狱，这里还关押着苏加诺（Ir Sukarno）。一年后，他完成并出版传记《作为人类的苏加诺工学士》（Ir Soekarno sebagai Manusia）。自此，陈丰文学会了通过言行举止描写领袖言行一致的过人之处。193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传记出版中心出版的《爪哇华人名人传》中，这是二战前他参与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二战后，陈丰文试图在《小说库》（Goedang Tjerita）、《小小说》（Tjilik’s Romans）、《美丽》（Tjantik）等文学月刊上发表小说而重拾小说家这一身份，与他一道的还有两位当时著名的土生华人作家杨众生（Njoo Cheong Seng）和陈立本（Tan Liep Poen）。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还刊登在著名杂志《明星周刊》（Star Weekly）上。陈丰文最后的作品是哇扬故事。这些故事一 开始刊登在《五彩》（Pantjawarna）杂志上，后来由他自己或通过泗水的出版社出版成书。
　　当时，陈丰文作为一个经常打坐禅修的智者而出名。除此之外，他还很喜欢运动，经常被人看到穿着短裤和白色圆领衫，骑着自行车去梭罗（Solo）和日惹（Yogyakarta）。有时候 他 会 和 朋 友 在 斯 拉 威（Slawi）的茶园晨运，同时讨论时事热点。他还经常与斯拉威的年轻人切磋羽毛球。另外，他还擅长讲述他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哇扬故事。他奉父母之命结成的婚姻和谐幸福，妻子忠贞不二，但是他们没有生育子女。
　　陈丰文还具有印尼传统药材的知识。其中“我们的药丸”（Pil Kita）这款药广受欢迎，特别是在二战后对传统药材的需求增加。“我们的药丸”是一种维他命，在乡间很畅销。消费者主要是卡车司机，饮用后能够帮助恢复体力。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满足消费需求，他建立了玛尔古纳﹒塔鲁拉塔制药厂（PT Marguna Tarulata APK Farma）。制药厂使用现代化机器来制作包装药品，至今，此药厂还屹立在斯拉威（Slawi）。
　　陈丰文离世后，留下遗书给亲朋戚友，要求成立基金会，向国内各族群的优秀青年提供教育奖学金，基金会经费为制药厂经营利润的40%。笔者到斯拉威（Slawi）搜集陈丰文相关资料时，基金会正由陈丰文的两个侄子（其中一个已经去世）经营管理。

待续（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