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第一届国际涂鸦艺术节（Kosmopolite）的创始人西里（CyrilKongo)先生，不仅法国标志性的巴黎新凯旋门屋顶将空间毫不保留给予他创作，ACJ220公务机舱内的装潢也跳跃着他五彩的线条；他还将自我波澜壮阔的创作灵魂转移到仅有方寸的世界顶级奢侈理查德·米勒（RichardMille）腕表机芯之中，以及在香奈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大放自己设计理念等，在成名过程中却有着一段辛酸的历程。近日，《国际日报》联系西里先生，就其对个人背景、重点工作及印尼艺术发展等进行专访。
　　问：您自称为“从无到有”自我成才的画家，能否对此进行具体地描述？
　　答：我父亲是越南人，母亲则为法国人。早期童年的我是在越南度过，直至1975年西贡沦陷，使得我们不得不在世界各地辗转求生。期间，我们在刚果共和国生活了几年，从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也激发了我CryilKongo(西里.刚果)作为艺术，其实我本名是CyrilPhan。后来搬到了法国巴黎，家境清寒无任何空间哪怕一处小小的角落作画，但由于我有着太多创造的灵感，因此从1986年起开始在巴黎及其近郊地区的墙壁上到处涂鸦，时而还受到警察的恐吓和逮捕。现在回顾早期（19862000年）在法国街头，甚至后来在世界各地墙壁及其他各种支撑物上创作，算是出于那份对艺术的执着和勇气，也同样感谢生活在相对开放的城市，将涂鸦艺术与其破坏行为的内涵区分。
　　问：您有被称为“从街上跳到工作室”的画家，能否描述一下两种画风的异同？
　　答：我被赋予这个称号也是由于起初生活清贫只能在街头作画，到后期成名后在全世界各地有了自己工作室的一段自然过渡。对于创作而言，无论是在街上涂鸦或在工作室作画，除了“画板”大小不同或担心被指控为街头公物破坏行为，画作内容几乎无任何区别。当时在1988年加入了MAC巴黎涂鸦艺术家团队，直至2011年成立“Kosmopolite涂鸦社团”，我总是致力于通过组织免费的“城市艺术”启蒙班来传播涂鸦知识和运动的历史，也鼓励身边更多的年轻人用心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敞开心扉去传递“分享”、“快乐”、“平等”及“自由”等主题。目前，还是有众多街头艺术家借街头涂鸦艺术来提高大众对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的认识；就我个人而言，赋予公共空间一些精彩视觉效果，不带任何政治主题色彩才是“正道”。
　　问：您能否分享一下目前的重点工作？
　　答：今年11月将会在日本东京的各大画廊进行个人展，随后12月也将参与迈阿密的“艺术巴刹（ArtBazzar)”，明年2月在日内瓦也会有一场个人画展。不管在全世界有多么紧凑的安排，位于印尼巴厘岛L'AtelierbyCyrilKongo画廊总是我心灵沉淀和灵魂激发的创作之地。蔚蓝的印度洋、独特的巴厘文化和友好亲善的人民，总让我找到一份“回归如家”之感。
　　问：您如何看待未来印尼艺术的发展并有何建议？
　　答：今年8月我参加了在雅加达国际中心举行的印尼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年度艺术博览盛会（ArtJakarta)，为期3日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印尼及世界各地62家著名艺术画廊的参与。期间我也结识了一些印尼艺术家，并深深地被印尼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创作力及画技所震撼。就整体而言，印尼艺术家们在世界艺术领域中仍有很大施展的空间和潜力但大多数人被低估。我建议印尼艺术家们需要更多地走出国门去“推销”自己，去世界各地进行更多地交流，结识更多艺术朋友进行灵感碰撞，并相信自我必能成功。毕竟，在这个需要“包装”的社会，单凭画作本身是很难被慧眼挖掘，只有“走出去”才有获得无限的可能和机遇。本报记者叶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