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国际日报 2022年03月07日 第2022-03-07期 >> 第A5版:印华论坛/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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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想象力中的华人 (1)

卡伦·斯特拉斯勒(KAREN STRASSLER)
陈美仪的明信片(日惹,20世纪初)和印尼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爪哇的一个城市里,一群业余摄影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举行每月例行聚会。从族群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由爪哇精英组成,其中有几位是贵族后代,以及几位成功的华人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其中一位会员为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照明技术介绍。随后他们举办了一个比赛,展示他们刚刚在附近一个景色优美的村庄里拍的照片。俱乐部的资深会员们从中选出优胜者,并向大家说明他们的评分标准,有些落选者会失望,而优胜者则会自豪。接着大家一起边享用茶点,边谈论新出的摄影器材,以及计划下一次摄影旅程。
  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一位华人照相馆的摄影师正在店里工作。一位爪哇顾客在印有现代客厅布置的背景布前,笔直地站着,背景布上印有玻璃窗和收音机。在前台,摄影师的妻子正在接待前来取已冲印好照片的顾客。在冲印室,摄影师的女儿弯着腰,坐在摆放着化学品和杂乱无序的工具的小桌子前,他拿着小刷子,正小心翼翼地擦掉照片底片的表面,除去照片中苍白脸部的污点。
  上述两个场景在城市社区里和当地都很常见,技术能把想象着“遥远的事情”的人们联系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摄影被用作代表国家空间和主题的角色,对后殖民时期也产生深远影响。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拙作中表达了我的观点,即摄影对于“印度尼西亚人”的出现,对于“印度尼西亚”被理解为地理位置、时代和意识形态来说,非常重要(Strassler, 2010)。关于这个视觉媒介的历史,尤其在印尼独立以后的十年里,不能不提华人摄影师们的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业余摄影师们和照相馆充当着国际大城市的文化传播媒介,他们重复着殖民政府时期的工作,按照刚独立的国家需要把国家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业余摄影师们的照片创造出真实的印度尼西亚的怀旧视觉,使印度尼西亚“本土”概念形象化。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则创造了一个国家公民的愿景,作为大家参与全球现代化的证明。这两种愿景都是由两个不同的华人摄影群体中典型的世界主义塑造的。
  印尼华人的世界主义与民族的形成
  华族摄影师的历史揭示了印尼民族现代性的跨国和世界性起源。世界主义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超越思想和感情”的形式(Cheah dan Robbins 1998; Breckenridge etal., 2002)。但学者们已经进一步研究了世界主义扮演者的跨地区想象是如何成为民族主义形成和民族想象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obbins, 1998; Rafael, 2005; Sidel, 2003; Cheah, 2007)。华族摄影师们把他们的方向放在追求“建立民族”这一大业中“拥抱世界”(Tsing, 2005: 133)
  看到华族摄影师参与国家组建中的角色,将会发现与许多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中展示出的不同观点。本文描绘了散居在异国的跨国华族,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的组建以及其前身殖民地政府的威胁(Ongdan Nonini 1997; Chirot dan Reid, 1997;Reid, 2001)。有关东南亚“海外华人”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们在该地区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传播之间的联系(Mackie2001; McVey, 1992)。而其它研究则分析在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国家民族的世界里,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忠诚”的变化(Freedman 1979;Cushman dan Gungwu, 1988)。强调跨国华族的无国界散居,掩盖了华人在东南亚民族文化形成的积极作用,他们不仅是好公民,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推动者。
  这个“散居在异国的侨民”的研究是印尼国家史学主导(见Nordholt, 2004; van Klinken, 2005; Purwanto, 2006; McGregor,2007)倾向于忽略华人在国家建设中的参与和贡献。其它历史研究无意中回应了强调民族国家里华人地位“问题”的国家话语(见Oetomo, 1989)。但是,大量的重要研究表明,华人通过传播民族思想,参与马来语语言、马来语新闻和马来文学的发展,对印尼民族意识的出现已做出很大贡献(Adam, 1995; Salmon, 1981, 1992;Suryadinata, 1971; Reid, 1997; Siegel 1997;Oetomo, 1991)。然而,在国家“觉醒”的初始阶段后,很少人关注华人在国家民族建设中的参与。
  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最后十年以及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华人受到的待遇是被边缘化,被歧视的,而且是国家支持的歧视。但即便如此,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在殖民时代末期和后殖民时代初期的新生国家被边缘化,但这个跨国少数族裔的成员在感知印度尼西亚的主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处于国家边缘的印尼华人摄影师产生了“跨界思维”或被称为“边界思考”(Mignolo, 2000),使他们能够将全球形象转为国家形象。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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