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当·克里斯丹多：重塑自我
达当·克里斯丹多（Dadang Christanto）于1957年出生在中爪哇直葛市格曼特兰村（Kemantran, Tegal），当时叫陈岳全（Tan Gak Tjwan），在家中五兄弟中排行老四。父亲叫陈益洲（Tan Ek Tjioe），母亲叫邱薇娇（Tjioe Wie Kiauw）（后更名为尤莉娅妮Yuliani）。他们家是村里唯一一个华裔家庭。
　　1966年，达当还不到10岁，就离开了故乡，被母亲寄养在万隆的姑姑家。为了响应将华文姓名改为印尼名字的政府规定（编者新注：其实不是规定，而是呼吁），小达当苦思冥想，为自己琢磨出了一个新名字。他把他所知道的、具有巽他特色的名字“达当（Dadang）”与他在明谷学校（Sekolah Minggu）所知道的、受人欢迎的名字即“克里斯（Chris）”合在一起。此外，他还觉得有必要冠上他的姓氏“陈（Tan）”，又加了一个后缀“to（多）”。就这样，陈岳全改名为达当·克里斯丹多。
　　达当·克里斯丹多在印尼美术学校（SSRI）（现为美术中学和日惹印尼艺术学院）接受艺术教育。在日惹，他加入了竹子初级工作坊（Pawiyatan Sanggar Bambu）并积极参与活动。他与日惹总部的伦德拉剧院人员来往密切，学习到了舞台艺术中肢体动作的基本技巧，而这些戏剧技巧后来发展成为肢体语言，融入到他部分展示作品当中，比如《我是人类》（1992）、《为了那些被屠杀的人》（1993）、《地球人》（1994）和《五月之火》（1999）。
　　达当从印尼艺术学院毕业后，对罗莫·Y.B.·曼昆维佳亚（Romo Y.B.Mangunwijaya）的《科德河畔居民发展项目》产生了兴趣，在那个边缘环境里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志愿者。此外，他还加入了日惹新城（Kotabaru）天主教中心的视听工作室（SAV）艺术家团队。他们的其中一部作品就是以圣经故事为背景的喜剧。
　　90年代末，他积极参与日惹大学生的各种研讨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意外结识了一位专门研究人民文协（Lekra）作品的印尼文化研究员基思·福尔彻（Keith Foulcher）。基思后来邀请达当于1991年前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举办展览。达当没有浪费这次机会，离开天主教中心，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达当凭着一些批判新秩序时期暴力文化和野蛮主义的作品，在印尼尤其是美术圈里开始小有名气。1966年，在他格曼特兰的家中发生了一件事，而对这件事的模糊记忆一直是他抨击时事的动力所在。一天清晨，当所有的孩子还在熟睡之中，他的父亲被一帮军人“接走”。从此，杳无音信。当年父亲只有40来岁。
　　达当叙述了他过往经历中的一段阴影：
　　“60年代，我记得村里当时有许多活动。每当听到安索青年组织( Pemuda Ansor)或者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青年组织的鼓乐声，我们都会兴高采烈地从家里跑到路上。狂欢游行之前，他们会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集合。如果人民青年团或人民文协晚上有文艺活动，他们也会把那块空地作为活动地点。”
　　“一天晚上，我们家来了许多人，原来他们把我们家当作人民文协艺术家们的聚点了。那天晚上，他们准备在我们房前的空地上举行文艺演出。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人民文协的人会选择我们家作为聚点？我母亲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印尼共产党……”
　　“当时我住在农村，只有8岁。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一大早（我的父亲）就被带走了。我们五个人还在睡觉。最年长的哥哥12岁，我的弟弟3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采访，2002年4月4日）
　　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记忆，是在这个不吉祥的日子之前的几天。陈益洲的妻子要他骑车带着儿子去看一下父母的坟地。由于大雨接连下了两天，他们的母亲尤莉娅妮担心新墓的土会坍塌。达当看到他的父亲埋头清理坟墓旁边的积水，然后重新堆上土，以方便辨认。原来，父亲到爷爷坟前祭奠竟然预示着他的父亲将永远离开他们。这就是达当对父亲的最后一抹记忆。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